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该小组的具体办事机构放在中华书局，并确定中华书局“除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外，还适当出版当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简称上编所）。规划小组组长是齐燕铭，成员包括时在广州的陈寅恪先生等共19人。
另一位在广州的小组成员杜国庠先生，在给齐燕铭的一封信中，谈到陈寅恪先生接受“任命”的事。该信的部分内容如下：燕铭同志：
元旦由广州市人民委员会转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去（年）十二月卅日电敬悉。关于征求国庠和陈寅恪教授参加古籍出版规划小组事，今天上午前往中山大学看陈寅老面谈，陈老欣然表示接受。至于国庠自己，过去关于目录版本之学殊少研究，是否胜任不敢自信，惟在范老（指范文澜——引者注）及诸同志擘画之下，追随学习也感兴趣。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备会去年七月经奉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现正在加紧筹备，国庠同时任其副主任和广东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之职，有关地方科学研究规划须在最近期间赶出，工作颇为繁重，来京出席会议恐不能太多，此层希为谅解。
……
杜国庠一月二日（1958年）鉴于中华书局负有“出版当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任务，那么出版著名学者的文集很快被提上日程。而最早提议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见于汤一介先生1959年就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先生《印度哲学史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
此建议被中华书局采纳，体现在下面一封信中。
灿然同志、历史一组：
一，汤用彤先生的《印度哲学史略》的订正本和“重印小序”“重印后记”已寄来。这篇序和后记都是去年四、五月时写的。序中反复提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发展，似还可用。书翻了一下，还有些标点的错误。
二，信中提到的集汤用彤先生学术论文出版一事，拟接受。集中按内容性质分类，并请写一新序。（俟搜集齐备时编成）。
三，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编成书事，请历史一组考虑。
严健羽八，廿（1959年）严健羽时任中华书局哲学组负责人。此后的一段时间，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大，一直到整整一年后的1960年8月，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才在给齐燕铭的信中又提起有关陈寅恪论文集事。
燕铭同志：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论〈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稿，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金灿然22/8（1960）齐燕铭在金灿然信上作了如下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齐燕铭22/8。
按照齐燕铭的批示，金灿然在几个月后给杨荣国写了一封信。原信如下：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
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应）？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敬礼金灿然12/12（1960年）该信的右上角有“绝密”二字。杨荣国很快给金灿然回了信：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送来。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专此即复，并致
敬礼杨荣国21/12，1960年金灿然在杨荣国信的右下批示：一，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大致排列一下）给我。历史一组办，希望新年前能办完。
二，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从以上来往信件可知，陈寅恪论文集的出版事涉“重大”被列为“绝密”。为什么一位学者著作的出版竟被列为“绝密”？盖因1959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将陈寅恪先生所著《论〈再生缘〉》排印出版。此消息正在1960年传回内地。为此，中山大学专门追查曾由中山大学油印的《论〈再生缘〉》为何流出海外，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还是由陈夫人唐筼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才不了了之。
中山大学教材科油印陈著是在1954年。当时共油印105本，其中100本交陈寅恪，5本教材科留下存档。
1956年8月，章士钊在去香港前夕，到中山大学康乐园看望陈寅恪。陈寅恪将《论〈再生缘〉》相赠。一个月后，章士钊赴港与国民党方面接触，《论〈再生缘〉》油印本被带到香港。
在校方严厉追查时，陈寅恪先生不仅让助手黄萱将油印本《论〈再生缘〉》交付校方审查，而且由唐筼代表自己向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作了说明。
实际上，《论〈再生缘〉》在港出版与章士钊并无关系，是另有人所主导。
1960年12月上旬，郭沫若读到陈著《论〈再生缘〉》。自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反复通读四通，并以三种版本进行核校。郭沫若先生边阅读边发表了九篇论文，这一点在解放后的郭沫若那里是极其少见的。因之，有研究者认为郭沫若此举负有政治使命。
期间，郭沫若先生还两次前往拜访陈寅恪，彼此交换看法及意见。
几乎同时，中华书局历史一组检出了陈寅恪的论文目录，金灿然将目录送交齐燕铭过目，并附有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金灿然6/1（1961年）
同年的3月，齐燕铭在金灿然信后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因此，在1961年11月的“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即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列入了出版计划。
可是，这部已列入出版计划的论文集，最终却夭折了。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华书局上编所已将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列入同一年的出版计划。这一点体现在陈著上编所责任编辑之一金性尧（另一位责编是梅林）代上编所所拟，致中华书局总公司的信中。
总公司编辑部：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致1097号函一件，函中说明刘大杰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已列入我所本年度发稿计划中。目前大杰先生正在修订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册已于三月间发排），俟该册修订完毕，即可整理论文集。故希望你处同意此一选题由我所出版。至今已逾一月，未荷惠复，想已蒙同意。其次，我所戚铭渠同志最近因公前往广州，特乘机专程拜访陈寅恪先生，除向其问候外，并重将其《钱柳因缘诗释》、《金明馆丛稿》加以明确，要求俱由我所出版。当蒙寅恪先生亲自允诺，并说此二稿早已定约，将来完稿后自当先后寄给我所出版。此外，我所为了积极贯彻党的二百方针，并拟有系统地印行全国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集，上述刘、陈诸先生著作，则早已列入计划之中。现因刘著论文集及陈著诗释、丛稿，都已落实，为了加强彼此业务上的声气，特此专函布闻，并希察洽为荷。
此致敬礼1962年5月7日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的时间早在1958年。不论是从约稿的时间上，还是中华书局所编论文集还没定型上来说，由上编所出版都更合理一些。再说，从出版计划上说，一家出版社也不可能同时出版同一位作者两部并不成系列的著作。
另有一事值得一说。1962年春，胡乔木在陶铸陪同下，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在谈及所著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能出版时，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陈寅恪先生显然明白之所以延宕的原因主要是在《论〈再生缘〉》上。而胡乔木的回答大半属安慰性质，很难说是什么许诺。
此时，中华书局的陈著论文集尚在未定中。中华上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先生虽答应交给上编出版，但仍没有编定。在当时的情势下，不论是哪一部论文集，《论〈再生缘〉》都碍难选入。即使“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曾将《论〈再生缘〉》收入其中，甚而1961年5月上旬，金灿然借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当面向陈寅恪先生提出将《论〈再生缘〉》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最后，《论〈再生缘〉》仍被剔出。变化在于，《论〈再生缘〉》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实，就《论〈再生缘〉》3万字的容量来说，出单行本稍嫌单薄，放在论文集里应更合适。故而，陈寅恪先生对胡乔木言谈所指概略上是中华书局拟出版的论文集，但症结是《论〈再生缘〉》。
而根本的症结却不在这里。时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穆欣在其发表的《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一文中说：
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叫人向笔者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本来，郭沫若已将他核校的《再生缘》前17卷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拟出版陈寅恪《论〈再生缘〉》，并请郭沫若写序，因此也都未能实现。
1963年，陈寅恪旧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此举，中华书局一是不得已为之，二是期望能给陈寅恪先生一点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