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路大火的逝者，截止目前的官方数据，是58人，还有30多人不知所踪，生死不明。这期“上海视窗”播出的时候，正好是胶州路728号大火的“头七”，根据中国人的古老习俗，这一天，“他们无声的灵魂，将在雾中回来，跟我们做最后的告别。”
繁华之地静安寺，也将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为逝者举行追思法会。虽然，这个寺庙给人最大的印象是与上海政界的种种瓜葛因缘。
昨天晚间，我在微博客上写道，“在我离开上海出差的这几天，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记。”
11月15日当天2点多，我正在虹桥机场的跑道上，我搭的飞机因流量管制，正在等待起飞指令，我用手机看了下微博客，得知大火的消息。
晚间，等我到达昆明时，网上最新的消息是，死亡12人，还有黑夜中已成焦炭的大楼的照片，令我震惊。
我曾多年住在康定路，西康路，江宁路那带，也曾多次匆匆路过那栋已成地狱的大楼，如果我没离开当年供职的那家上海报社，在办公室的21楼里，当天，就可以看见那冲天的烈焰和浓烟。
来云南，是做一个关于环保的采访。未想，却离开了最该身处的新闻前线。虽然之后几天，通过电话和网络，我做了好几条关于胶州路大火的消息，但我还是很汗颜，尤其是为了那句仅是习惯性的“曹国星 发自上海的报道”。
幸运的是，有了网络技术手段，我仍然可以接触到受访者，知情人，仍然可以录制节目，发出报道。而身在墙外媒体，也让我能把上海媒体人收到的禁令，阻扰，还有他们的抗争，和之后对事实真相的一点点突破有所呈现。
回到本期的主题，我们该如何纪念上海胶州路大火的逝者呢？
这几天来，有许多市民来到胶州路、余姚路路口，楼前献上一束菊花，花篮，或者花圈，寄托哀思。“原有的警戒线内警察拉线形成通道，并分批安排人们靠近祭拜。”
昨天晚间的上海《东方卫视》新闻采访了这几天到现场献花的民众，他们的要求其实都很简单，希望查清真相，汲取教训，告诫未来。
凌晨3点，经过现场的上海台湾籍市民廖信忠发现，官方在现场安置“向遇难者致哀”字样的活动看板，“这场头七的纪念活动，最终官方还是开始主导了。”
今天，据说还将有更多民众涌向现场，因此，已有组织者提醒，前往的市民“不要过激，不影响周边正常交通，烦扰到逝去的生命。”
如何才能告慰死者呢？对政府，是公正的调查，问责，和切实有效的措施，对社会，是纪念，汲取教训，更有效的互助和自救，而对媒体来说，最大的责任是真相。
但真相何其难。
这几天聚集上海的媒体不少，但前两天开始都开始撤离。一位江苏媒体的同行在撤离前说，“所有掌握核心信息的要害部门或者人都采访不到，再继续坚持除了继续传播无力和悲愤之外，别无其他。”
但也有更为坚持的同行，比如《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叶文添和他的同事。于昨天（11月20日）刊发的这篇一万多字的深度报道里，他更披露，虽然和事发地和静安区消防支队只有一路之隔，但报警后，18分钟才有第一辆消防车赶到。
其次，事发当日，消防部门共出动了14台云梯车，但90米高的云梯车仅有一台，其余高度为57米、63米、67米不等。但现场发现水压不足，即便经过消防车增压，也只能喷射到六七层楼的位置。
但对这些质疑，媒体都没有从官方口中得到明确的回复。
而在昨天的上海《解放日报》头版消息，报道上海市领导向火灾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慰问家属，短短500字，出现了俞正声、韩正、冯国勤、殷一璀、董君舒、丁薛祥、杨定华、胡延照、朱晓明、钱景林、高小玫、钟燕群、江勤宏、周禹鹏、沈骏、周太彤、吴幼英、屠光绍、徐麟、胡炜、王培生、郑惠强、唐登杰、王新奎、李良园、周汉民、陈旭30名官员，但并无任何一名遇难者或家属名字。
上海的媒体人朴抱一提出，“建议上海媒体做一个专辑，把每一位逝者的照片和生平写出来，每位千字足矣，却可以真正彰显生命的价值，让生命不被化约为一个冰冷的数字。让那些官员的名字离开灾难新闻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