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持续不断地对追寻真相的爱好，我所知道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恶行，明显比一般的人要多。但我不以为满足，因为我想弄清楚像这种恶魔式的人物，为什么集中出现在越来越现代的二十世纪？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空前大杀戮，是什么原因使得二十世纪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越此前人类所有世纪而独占鳌头。资源稀缺、人口膨胀、恶性竞争、国家至上和排外的民族主义，固然能引发人类灾难，但我认为没有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所做的丑恶实验，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更大的了。
近读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对斯大林所犯下的诸种罪恶又有更多细节性的了解。1949年后中国官方在包括制度设计的许多方面都模仿苏联，自然在灾难频发和严重程度上，都有许多相似性，中国更是青出苏联而胜于苏联。无论在肃反、集体农庄（中国是农村合作化）、大饥荒等方面，中国都做得比斯林大治下的苏联更加“杰出”，更像一个反人类的标本。或许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斯大林连环式的肃反其高层干部，即整肃整肃者，杀杀人者，可能稍比毛泽东要“杰出”一些。虽然毛泽东整起自己的同僚来手段也“丰富多彩”，但连环式的杀杀人者包括整肃自己的卫队长方面，还是斯大林更胜一筹。
既然苏联和中国的独裁制度是如此的双生怪胎，就不仅表现在许多灾难的大同小异，而且也表现在许多细节上的惊人相似。196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贵州农学院红卫兵陈保红所写的《用毛主席握过的手，天天捧读毛主席著作》，其中有许多愚蠢的肉麻话，就不录了，只录一节与毛泽东握手的“文献”：“来自各地的革命战友，听说我和毛主席握过手，都围着我，抢着和我握手。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保红。……回到住地，已很晚了。同学们看见我回来了，都围着我，争着和我握手。”《斯大林传》里开篇就讲了著名经济领导人尤里．鲍里索夫被斯大林召见谈话时握手的经历：“我一触到他的手，像是挨了电击。我把这只手藏到衣襟里，上了车，径直回家，惊慌失措的妻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没顾得上回答，走到小儿子的床边，抽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也接触到斯大林的体温。”与独裁者握个手，握出这么多下意识的奴才特性，真可谓独裁国家特有的奇观。
中国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不清楚者请网搜陈明洋的《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把人当泥团来捏的“五．七”指示就因此而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用毛泽东思想给患者冶疗精神病之类，疯狂的文革时不绝于耳，大家都不以为怪，还觉得这样的状态特别正常。但你以为此种愚蠢的疯狂，在如今的中国早已绝迹，就大错特错了。前不久，有新闻报道四川资阳精神病院组织精神病人唱红歌，用红歌来给精神病人治病，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愚民丑闻。此类令人怀疑人类智商的丑闻，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也不遑多让，1929年斯大林五十寿诞期间：“在莫斯科精神病院里，精神失常的53岁的数学教授科钦不停地狂喊，颂扬领袖，间或用最精辟的语言痛斥破坏分子”（P150）这说明独裁国家所发生的许多荒唐的事，既可笑又雷同，呈现了一种毫无创意的整体主义特征。
我们都知道独裁国家统治的两大法宝——谎言和恐惧。制造恐惧有很多种方法，官方号召和倡导告密，甚至将告密当成一项制度来运行，就是独裁国家制造恐惧的常用方式。我在《无所不在的告密大网》一文中曾总结独裁国家为何爱利用告密手段统治国家的理由：“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有效，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互相嘶咬，每个人头上时常悬着一把达摩克利之剑，让你对统治者的恐惧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毛泽东在1956 年10月13日写给杨开慧的同学戴毓本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习梅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这说明四九年后亲人互相检举是一种常态，也得到公开的指引与号召。毛泽东这句话可堪玩味，一来他绝不反对告密；二来他只是劝戴似可不必，并没有说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发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则不会有“再”；三来，“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许有后续手段，并没有堵死你以后还告其他之密；四来，戴的丈夫彭习梅已“虎落平阳”，只是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参事是四九年后的低等闲职（主要由稍有影响的旧军官和旧职员组成），无实际作用，其实际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文史馆所养之遗贤都不如。
而斯大林又如何呢？“树林中一定要安置被富农杀害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和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的谢尔盖．基洛夫的白色雕像。他们是斯大林的为信仰而蒙难的新圣徒”（P203）基洛夫是斯大林假借敌手，对自己“亲密战友”所做的无端杀戮，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这位为斯大林蒙难的“新圣徒”则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少年告密者。1932年乌拉尔地区农业集体化，帕夫利克父母因家庭琐事闹翻，其父特罗菲姆离家出走。帕夫利克的母亲为了让丈夫回家，便鼓动年仅12岁的帕夫利克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特罗菲姆——其告发之罪名是：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偷偷给那些流放到他们乌拉尔地区格拉西莫夫卡村的乌克兰富农开证件，帮他们离开这个苦寒的地区——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最后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因“大义灭亲”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但苏联官方害怕他翻供，将其杀害灭口），将其塑造成家喻户晓的“英雄”。 整个苏联很多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都以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许多作家和诗人为他树碑立传、唱赞歌，众多画家争相为他作画，印数巨大的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肖像。当孩子们加入少先队时，必须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塑像前宣誓，然后齐唱有“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歌词的少先队队歌，成为官方接纳的小小被洗脑者。
像莎士比亚一样，呼喊着“人是万物的灵长” 之类的浅薄口号，以为人类真高一般动物一筹，在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许多重大灾难，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再经历像德国法西斯、苏联和中国等极权国家的灾难后，人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呢？难道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们就不是我们人类耻辱的一部分吗？换言之，人类在实行诸多大杀戮，特别是对自身种类的大屠杀面前，还有什么骄傲的理由？读着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传》，想着毛泽东一生的罪恶，目前根本没有与之匹配的研究和传记，就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在追求自由民主、弄清真相、清理独裁遗毒的道路上，还有极其漫长的道路要走。
2010年11月28日至30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