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老子、帝王、凡夫俗子、几乎每个人都有犹豫的时候，仔细观察，我们便可从中看出不同的境界。
孔子无疑是个有智慧的人，可是他坚决不谈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子路向老师请教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人死后会去哪里，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在那个时代，孔子又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还精通祭祀的礼仪，也“敬鬼神”。可是，他为什么不正面回答子路的问题呢？ 《说苑·辨物》中的一段记载让我们看出了孔子的犹豫。这段记载是———
子贡问孔子：“人死之后有知还是无知？”
孔子回答：“不说。”
子贡问：“为什么不说？”
孔子回答：“我若说死者有知，恐怕孝子贤孙会过分厚葬死者而妨碍生者的生活；若我说死者无知，又恐怕不孝子孙丢弃遗体不予安葬，败坏了道德。所以，我既不能说有知也不能说无知。”
这便是大师的犹豫。 孔子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考虑得周全，他不仅要照顾到有与无、真与假，还要照顾到好与坏、情与理，他不仅要做出事实判断，还要做出价值判断，所以他不肯满足于一般性的事实陈述，还要考虑事实陈述之后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 作为圣人，孔子当然不能说谎———即便是善意的谎言，也会有流弊(别人会以此为借口说谎不脸红)。 可是，若说出了全部的真相而使人们丧失了敬畏之心，那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权衡再三，孔子选择了沉默———搁置鬼神问题的讨论。
这是一种高境界。他一方面让人不要迷信鬼神，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事人”上，另一方面也让人们保持必要的敬畏之心，不要狂妄自大、为所欲为。
我们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高境界的犹豫。《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人以为老子是在搞文字游戏，是在玩玄学。其实不然。这是思想大师的一种犹豫。他深知，自己因为写下《道德经》会得到后世的推崇。因为推崇，有些人就会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全部真理。而这无疑是一种误读。为了向后世传播思想，老子不得不借用文字，但他同时也知道，后人若执着于文字，反而会有误解思想的危险。所以，他在开篇就做郑重的提醒。道(真理、规律)确实是可以说的，但是，一定要明白，说出来的道其实已经与真实的道不一样了，二者之间至少隔着一层语言的幔帐。何况，语言有时是很笨拙的，它有着无法超越的局限性。
在我看来，思想大师的犹豫代表着一种微妙的分寸感，是一种难得的远见卓识。此为犹豫的第一境界。
第二种犹豫可以理解为帝王或当权者的心虚。史书记载，陈桥兵变的前几天，京城开封的百姓就在风传，说赵匡胤要发动兵变当皇帝。赵匡胤听到传言后回到家，问正在厨房做饭的姐姐：“外面传言很凶，你说我该怎么办呀？”赵匡胤的姐姐毫不客气地说：“大老爷们儿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行与不行你自己决定，干吗回来吓唬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得到了姐姐的“授权”之后，赵匡胤才发动了陈桥兵变。
在发动兵变之前，赵匡胤和他的幕僚们当然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对于胜算，他有十足的把握。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回家问姐姐？因为他还是有点心虚。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这样夺人家孤儿寡母的江山不厚道，缺乏足够的道义支持。 就实力而论，他发动兵变的胜算几乎是100%，可就心理而言，他还有一个道德的门坎需要跨越。他询问姐姐，其实是在犹豫，是在试探，是在寻求一点来自民间的微弱的道义支持(起码不是激烈反对)。 我们设想，若他的姐姐激烈反对，他还可能真就不发动陈桥兵变了。
对于帝王和当权者的这种犹豫，我们亦应给予一定的认可。因为这说明赵匡胤还是有点敬畏之心的。他起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枪杆子，除了实力，还有一种别的力量———道义的力量———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此，我们说这种犹豫是次一等的犹豫。
最差一等的犹豫就是凡夫俗子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类人的犹豫无关思想，无关大局，只关一己之利害(有时甚至只是多得点还是少得点的问题)。可是，就这点小利害，不知让世人生出了多少烦恼！禅宗里有一个狗叼热骨头的例子最能形容此种犹豫的痛苦：狗叼着一根刚出锅的热骨头，骨头烫嘴，想扔掉不舍，一口吃下去又不敢。其实，这种情况下，一口吞下或者果断放弃都是解脱之法，可实际上，很多狗都是选择了犹豫。犹豫的原因是患得患失，犹豫的结果是被热骨头烫坏了嘴巴和牙齿。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犹豫的时候。犹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想一想：我的犹豫属于哪一种境界？看自己在哪些问题上犹豫，就大体能判断出自己气度之大小、境界之高低。如果犹豫的境界很低，那就说明我们做人的境界还不够，还需要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