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薄熙来以假大空的宣传手法招商引资之时，长安汽车的母公司中国兵装集团，决定历时三年投资25亿元，筹建所谓“重庆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拟引进70名海外专家，这可谓大手笔，可想而知，70个人分享25亿的创业场所，每人的薪水该是多麽丰厚！
毫无疑问，不论官商如何相互勾结，摇唇鼓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赚更多的钱！他们无视老百姓的疾苦，剥削丧失人权的民众的剩余价值，争取其利益的最大化，是他们共同的突出特点。只要我们抚去官方媒体华丽的文饰表象，就能看清真实的重庆生活场景。
最近，与专为新兴资本家服务的薄熙来不同，重庆出现了一个热心向弱势群体“撒钱”的怪人。
据《重庆晚报》今天报道，此人驾着奥迪车，身上背着“钱袋子”，去给那些被薄熙来及其政府丢下不管的素不相识者发钱，綦江安稳镇九盘村的村民说，他们这个地方忽然来了一位神秘人物——当地9户村民，从这位“奥迪哥”手里领到了共计4.71万元现金。一时，村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究竟是为了啥？
我认为，任何偶然事件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重庆之所以此时出现这样一个“奥迪哥”，它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惯于官商勾结的薄熙来无视普通老百姓的困苦，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操控的媒体弄虚作假，粉饰太平，但重庆农民已赤贫到了孩子没钱上学的地步；二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已使那些有良知的富人产生了危机感和使命感，他不得不代替政府的角色做善事。
《重庆晚报》描述说，昨日，九盘村村民集体求助本报，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这位“奥迪哥”。村民们快杀年猪了，他们希望“奥迪哥”能去喝“刨猪汤”。
他们说：“他不来，九盘村家家户户的猪儿就不杀了。”
据我以前了解的情况，重庆人重感情，讲义气，特别是九盘村地处渝黔交界的群山中，海拔近700米，方圆10余平方公里，这种环境尚未被城市盛行的拜金主义所污染，人们的性情纯朴而忠厚，故知恩图报，尽在情理之中。
《重庆晚报》派出的记者说，9月27日，綦江县安稳镇九盘村，一个幸福而古怪的日子。当晚8点半，5社社长张绍全正在自家院坝和村计划生育的专职干部文涛说事，一辆奥迪轿车沿着山路驶来，在他们两人面前停下。车里下来一男两女，男的近50岁，1.6米出头的个子，微胖，方脸，穿灰色西装。两位女性一位40岁左右，一位60岁左右，衣着打扮朴素。年轻女性拎着一只黑色皮包。
我想，记者形容日子“幸福”是因为吉利，又说它“古怪”，是因为这种好事以前绝无仅有。
张绍全回忆，男子径直走来，打听附近哪些人家最穷，并叫他去叫来聊聊。张绍全等人很惊讶，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去叫了社里最穷的杨作文和张绍方两户。
最后，只有张绍方来了。男子和张绍方开始攀谈，细问他家有几口人，年收入多少，孩子多大，目前在校读书没有，等等。问完情况，三人还走路十多分钟，去张绍方家里看了一趟。回到院坝，男子叫随行年轻女子，从皮包里拿出一捆钱给张绍方，说：“我给你一万元，把账还了，让孩子复课读书。
张绍全说，由于杨作文没来，男子详细问了杨家情况，又去他家看过后，拿出2000元，请他转交。男子了解到张绍全的母亲已经80多岁时，又掏出1000元，送给老人家。整个交谈和发钱过程，持续了大约1个半小时，三人上车快速离去。
由此，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为什麽以前重庆的媒体大肆吹嘘农家子弟人人上得起学，而这回却暴露了十分惊人的问题，张绍方的小孩已失学了很久，他既有80岁的病母，又欠债不少，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哪去了？国家扶贫救济款哪里去了？二是，“奥迪哥”有意抛开当地政府，绕过中间层次，不辞辛苦，跋山涉水，直接去找山村的贫困户，是否说明了官员的自私贪婪不作为，“奥迪哥”已耳熟能详，他根本信不过那些阳奉阴违的贪官污吏？
《重庆晚报》报道说，九盘村支部书记陈在春表示，他随后了解到，该男子三人从赶水镇方向开车过来，当天下午4点半到达九盘村，先在6社两个点，以同样的方式给几户村民发过钱。
据不完全统计，九盘村至少有9户村民从该男子手中领取了共计4.71万元，最多的三户各领取一万元，最少的是路边一个割草的孩子，领了300元。有陌生人跑来观看，所以，“发钱”的事越传越广，村里有一位大学生村官，称呼这位发钱的男子“奥迪哥”。久而久之，村民也跟着这样称呼。
在我看来，“奥迪哥”现象令人感动的同时，也折射出了重庆官场的黑暗。
薄熙来把建设“北方香港”的旧思维带到了重庆，搞什麽最大的西部航运中心，世界最高的摩天塔，等等，除了吹牛，就是撒谎。而重庆地域广大，以贫困的农民为主体，他出身于官宦之家，自身及家人又贪得无厌，尽管他唱红反贪打黑，表面文章做得好，但骨子里漠视老百姓的困苦。所以，他上任以来，地皮卖得越来越贵，城市里的大楼越盖越高，但远离城市的农民的生活却越来越苦。他鼓吹的“土地换户口”政策是着眼于有“卖点”的地皮，他绝对不会把上述的农民办进城。
当然，“奥迪哥”再有钱也势单力薄，杯水车薪，他不能改变重庆这种奸臣当道，贪官横行的现实，故他赞助贫困之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寄希望于下一代。
据报道，张绍全说，那天“奥迪哥”的钱，绝不是见谁都发，而是有条件的，简单地说，就是家庭越困难、领得就越多，而且，要求有孩子的家庭，领取的一部分钱必须用于孩子读书。
看来，他对中共的专制制度的本质看得很清，知道他们靠既得利益集团共同抵制，短期内还可以苟延残喘，而农民忍辱负重，特有韧性，只能把读书觉醒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
这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怜的梦想。
该报道说，张绍全回忆，当时打听完社里哪几户最穷，“奥迪哥”直接打听张绍方和杨作文家里的情况。交谈中，他显然对张、杨家的情况都事先做过了解，非常有数。发完钱后，“奥迪哥”又询问了邻近社里一些人户家里的情况。张绍方住着土墙房子，患肾腹水多年，已经做过三次手术。妻子智障。女儿20岁，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在一家餐馆帮忙，月收入300元。儿子13岁，辍学在家。杨作文家情况稍好，但他疯疯癫癫，住的房子四面漏风。
至此，我们已经撕开了薄熙来操控的媒体多年来掩盖的真相：张绍方和杨作文家都住得是土墙房子，四面漏风。。。。。。也就是说，当年诗人杜誧笔下的梦想至今也没有实现，而且，共产党的官员们还不认账，瞪着眼睛说谎话！
曾几何时，重庆官员信誓旦旦地宣称：老百姓“六年半买房”，现在，又鼓吹什麽“为穷人造房”，让大多数人住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试问，农民连挡风遮雨的瓦房都没有，何来楼房？官员的良心叫狗吃了！张绍方13岁的儿子没钱上学，政府哪去了？你薄熙来两个儿子都在欧美读书，其调离工作后，留在大连的房产就达数千万元，为什麽不学“奥迪哥”，帮助这些可怜的农家子弟？你那恬不知耻的脸儿往哪放？！
重庆媒体说，同样，“奥迪哥”在九盘村6社发钱，领取一万元的李世启、张绍洪两家，均有孩子辍学在家，住的土墙房子都是“晴天不遮阳”，“雨天不蔽雨”。
该报还细节描写了张绍方的土墙房子的家：煮饭的烟火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蛛网挂了记者一头，人畜混杂的三间房，只装了一只10瓦的电灯泡，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黑白电视机，“两年前别人送的，怕耗电，从没开过”。 。。。。。
够了！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温饱裹腹”和“居者有其屋”的问题，是重庆的普遍矛盾。摆在薄熙来面前，迫在眉睫的不是什麽“作家年会”，美术家聚会，世界华文媒体大会，海外华商大会，“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等等，而是农民的肚子能否填饱，住得房子能否遮风挡雨，孩子能否上学的严重问题！70个专家再伟大，还能比这些失学的孩子更重要吗？
《重庆晚报》的记者报道说，九盘村5社党小组长李方云介绍，当天“奥迪哥”在李世启家摆谈时，了解到李的小儿子很渴望读书，当即开车返回15公里外的赶水镇，买来一大堆文具和学习资料送到李家。
当了解到张绍方儿子辍学在家时，“奥迪哥”还承诺，去读书，学费他包了。
张绍方说，“奥迪哥”对他说：“你困难，我力所能及帮助你，不用客气。”
我想，这话讲得真是感人至深，但是，这应当是政府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奥迪哥”的角色错了位。政府扶贫办的缺位使“奥迪哥”变成了重复纳税者。
这显然不公平。他办企业赚钱想必已经缴了税，现在又去帮助穷人，岂不是企业和政府的职责一肩挑？那麽，他缴得教育附加税跑到哪里去了呢？
更为荒唐的是，由于重庆这样的好人实在太少，农民们还闹出了大笑话。
据报道，“奥迪哥”送钱的第二天，就有村干部去镇派出所和政府报案。有的担心是假钞，有的担心是不义之财。政府人员调查后，告诉大家放心，说估计是爱心老板的捐赠。但“奥迪哥”到底是谁，村民至今不知。
昨晚，记者赶到九盘村村支书陈在春家，已是夜里8时许。领到钱的、没领到钱的村民代表来了十余户，诉说感激之情。
“晓得我今年哪来这么好的运气？”张绍方说，当“奥迪哥”说要给他一万元时，他根本没反应过来，迷迷糊糊的。回到了家，他抖抖索索地数了很多遍，确实是一万元钱，还对着电灯光反复照，确实是真钱。那几天，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张绍方用这钱还了4500多元的债，花800元买了对仔猪儿，买了600元的大米，“还剩三千多，那是给娃儿留着的，开年了就送他去读书”。他的小儿子13岁，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因实在付不起伙食费，已辍学三年。
这些生动的描述，都说明社会风气已经变得人心不古，黑白颠倒，互不信任，“奥迪哥”献了爱心，还被人怀疑，官员竟去报了案，这是多年来，以薄熙来为首的官员口口声声高喊“三个代表”，明廉暗贪的结果，群众早就对其失去了信任。
但农民毕竟是善良重义的人，“两个多月时间过去了，九盘村村民们的心里负担越来越重。进入12月，綦江农村家家户户都准备杀年猪，但今年谁都不愿先杀，因为村支书说了，正在打听“奥迪哥”，如果联系上他，就请他到村里来吃“刨猪汤”。
于是，村民们互相之间在暗自较劲，都希望能把“奥迪哥”请到自家来。现在，他们通过记者真的找到了“奥迪哥”。原来，他是九龙坡区某电器有限公司老板刘先生。
当然，知恩图报比忘恩负义好，但在笔者看来，农民搞清楚造成绝对贫困化的制度性原因，尤为重要，捐款者把钱直接送给穷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亦立竿见影，但从根本上抑制两级分化，使社会和谐发展还得变革中国的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有效监督政府的机制，才能合理使用税收，通过二次分配帮助所有的穷人，尤其是孩子们，这是当务之急。
不用说刘老板，就是更有钱的陈光标，也不能包打天下！今年初，号称“中国首善”的安徽籍企业家陈光标，将4316万元的现金和支票装入8万个红包，在春节前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区的特困户手中。他比刘老板更慷慨，但我在赞美他们的时候，还是提醒人们，别忘了最重要的使命：铲除薄熙来式的狡猾的贪官污吏，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2010年12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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