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同心县（宁夏）。在坑坑洼洼的河沟中颠簸行进时，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这对父女拦住这辆车，要他们捎带一段路。本来这伙北京知青不愿带他们，但经不住父女俩人的缠磨，便让他们上了车。走到马家湾时，汽车因故停了下来。有个知青便恶作剧地对那位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给他当老婆之类。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当时那姑娘被吓哭。
回到连队后，这伙青年又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传了出去。谁知，过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轮奸了那姑娘，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复复调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认发生轮奸的事。专案组对知青进行刑讯逼供，并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认定轮奸案证据确凿，5个“主犯”中的4个被判处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缓，其余4个被处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轮奸”的女方是贫农出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黑五类出身的男子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阶级报复”。
记得这四个人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时，大街上到处贴着被红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布告前都义愤填膺，人人皆曰这种无耻的“反革命轮奸犯”确实该杀。有人还骂骂咧咧地说：“这都是些什么知识青年啊？北京怎么净打发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社会垃圾来支援我们西北？”
当时我也挺纳闷，来宁知青中怎么这么多黑五类子女？数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年正因为出身不好才在升学中落榜，落榜后报名参加边疆建设兵团自然是他们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径了。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林建三师一团工作。我曾就此案与张某详谈，当时他说：“那几个轮奸犯很顽固，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认后又反复翻供。那个受害的女方刚开始有思想顾虑，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轮奸的定案，后来组织上再三给她做‘思想工作’才认可这个结论。”另一个曾在林建三师工作过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还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时，首犯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案发时正怀孕在身）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该旅社一个姓马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也算坚强，平时出来进去都满脸冷静不声不响。有一天，她娘俩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唉！看样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问题时受了什么刺激。我问小马：“你怎么不进去劝慰一下？”小马边说边摇头：“唉，可怜！可怜呀……我想进去劝解，又觉得不合适。”
呜呼，四个来建设边疆的北京知青啊！无论他们出身多么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后每当在杨郎走夜路时，我都会想起那几个饮弹而亡的年轻生命，我在心里呼喊着：“你们的阴魂此时还在大西北的旷野中游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