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圣先贤都重视气节，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义”。在历史上，宁死不屈、为国捐躯的忠义之士，永为后人所景仰。而那些朝秦暮楚，腼颜投敌的降官、降将，不仅为后代史家所贬责，也会受到新主子的蔑视。史实班班，不胜枚举。元朝文臣危素降明后，任翰林侍读学士，居弘文馆。一日，明太祖御东阁，闻履声橐橐，问为谁？答曰：“老臣危素”，太祖讥之曰：“是尔耶？朕将谓文天祥耳！”素惶惧顿首。太祖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阙庙去！”（余阙乃元末忠烈，守安庆，陈友谅率军攻之，阙以孤军血战，城陷自杀，家属亦皆投水死。）明太祖使降臣守忠烈之庙，讽辱之意，昭然若揭。危素被贬守庙后，忧惶惭疚成疾，逾年即死。
清乾隆四十年，高宗弘历诏令大学士舒赫德、于敏宗等，编撰明朝殉节诸臣忠烈事蹟，定名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胜朝”指已亡之前朝），并在谕旨中云：“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陷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而对明臣之降清者则严加贬斥云：“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腼颜归附；及金堡、屈大均等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乾隆四十一年，又诏于国史中增列《贰臣传》。贰臣者，仕于两朝二姓之臣也。传中所载皆明臣之降清者，共计一百二十余人。贬抑之意，亦颇明显。
抗战胜利后，国共交战四年，最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在作战期间，国军方面有戴之奇、张灵甫、刘戡、黄百韬、邱清泉、胡长青等兵败自戕、坚贞殉节的高级将领；也有许多随风转舵、变节叛降的高级官员。这些被中共称为起义立功的文武高官，他们投共后的遭遇并不平顺。因为毛泽东在表面上欢迎他们的归附投靠，实际上却心存鄙薄，视为异类。据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共内部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讲话实录中记载：一九六四年三月，毛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卫立煌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由此看来，毛对投共人士的评价是何等卑下，不仅对卫立煌看得一文不值，就连张治中这样投共立功的人（张曾劝说新疆守将陶峙岳投共），还要贬为“黑五类”中的“右派”，而且要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在毛心目中的地位如何，就不难想像了。
再举数例如下：
蒋介石和李宗仁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到北京
投共人士中职位最高的是代总统李宗仁。李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廿日到北京投共，翌年十月廿四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李赴大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据尹冰彦所撰《李宗仁回大陆最后的日子》透露，李曾遭红卫兵及“警卫秘书”陈贵的威胁侮辱，终日惶恐不安，后经周恩来保护，躲进北京三○一医院避难。其妻郭德洁死后，仍被猜疑为“美国特务”。李宗仁亦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去世，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当时的中共组织部长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讲话，谈到中共特工首脑康生的问题，其中一段讲李宗仁中毒致死的疑案。胡耀邦说：“我们肯定了李宗仁是慢性中毒死亡，……李宗仁到底死在谁的手中，当然康生有最大嫌疑。”
曾任华北剿共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文革初期被多次抄家、鞭打。张治中被红卫兵登门“造反”、抄家，达五次之多，后得周恩来保护，逃过一劫（见刘武生著《文革中的周恩来》）。当年力劝傅作义投共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家住甘肃兰州。文革时大批造反派到兰州邓宅，对重病卧床的邓宝珊进行抄家、侮辱与毒打。
抗战时期，刘斐历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军令部次长等职。
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早已私通中共，正式投共后更为中共奔走效命。文革时被抄家、罚跪、毒打，卧床不起。其妻伍淑英被剪掉头发，只好戴上帽子遮丑。
曾任广西、湖北、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被迫作自我批判说：“罪恶重大”、“痛恨自己”。文革时再遭多次抄家、罚跪、殴辱，羞愤自杀。
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楚溪春，在文革批斗大会中被罚跪、毒打，血染衣衫。参加批斗大会的群众在楚溪春被打时还要鼓掌叫好。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在台下忘了鼓掌，造反派的皮带立即打到他的头上。楚溪春不堪凌辱，回家后服用安眠药自杀。
在历史上，当朝代更替之后，有些前朝的文人学者，被迫附从。但天良未泯，心存愧疚。如名画家赵孟頫于宋亡后被征仕元，晚年作诗云：“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业总堪惭；尚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诗人吴梅村于明亡后被逼仕清，临终前作绝命诗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良心自责，情见乎词，这些人的悲苦遭遇，当然是值得同情体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