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窑洞后我被队里派到菜园子里干活，从此，我一年倒有半年与菜园打交道。因为我们队在银固公路西侧紧靠杨郎路口的地方拥有一小块地，那块地游离于我队的整个耕种区域之外，队里便将它辟为菜园种上了韭菜。收割的韭菜除极少部分被社员们以赊账的方式买走外，绝大部分都拉到三营镇上卖给那些吃商品粮的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块韭菜地也算是我们队的经济支柱之一。
我们的韭菜地是水田，那喝饱了水的韭菜叶子绿绿的宽宽的，很能挑逗人的食欲，看见它就似乎能品尝到韭菜叶呛好了后，调进白白的面条里那种诱人的香味。所以妇女们干活时，总是千方百计找机会，将韭菜一把把装进自己那专门缝制的衣袋里。这种为偷东西而缝制的口袋，可真是体现了妇女们的聪明才智，它隐蔽在衣服的里边，沿着整片衣服前襟贴上去，开口在腰部，外面看不出来有口袋。这种衣袋能装不少的东西，装满了韭菜后也只是看着人比较胖，但没有显眼突出的地方。好在农村妇女也不讲究身段儿，每个人都穿得松松垮垮臃臃肿肿的，这正为偷菜打了掩护。
也正因为怕人们偷，才把韭菜地规划在公路边这独立的地块里，这是人们平时出工和收工都不可能路过的地方，只有被派到菜园干活的人才能有机会染指它。偷菜这种事是瞒上不瞒下的，只要不让队长看见就行。但那些妇女见我不偷，心里都不踏实，有人便竭力劝我也装点回去。她们说：“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碗里有韭菜花花，莫非你一点不馋？”我推说衣服上没有口袋。她们见我执意不偷，便将我当成异类，用怪怪的眼光看我。
我很鄙视她们的做法，我甚至怀疑她们是否有资格“再教育”我。不过我也有理屈的地方。说我品格高尚吧，我老厚着脸皮讨要农民的萝卜白菜吃，说我不高尚吧，我又连几根韭菜都不偷。可能在她们看来，白吃别人的萝卜白菜与偷队里的韭菜性质是一样的。于是她们再偷菜时我便刻意回避，每看见谁把衣襟撩起来，我就把头转向别处，估计她已经装好了，我再回过头来。
有一天，队长突然指派我随另外两人去三营镇上卖菜，并指定我专门担当收钱的工作。
我们清早在菜地里装车时，要一捆一捆过秤，菜园的人记下装运的总重量。好作为卖菜回来算账的依据。那时市场上菜价也相对稳定，每天卖菜回来，队里都是根据市场价格和所装的菜的数量来验收卖菜的收入，当然这其中还要给出合理的折损比例。如果上交的钱数与菜的斤数明显不相符，几个卖菜的人就不好给队里交代了，尤其是负责收钱的人就更是有嘴说不清了。
我有两个比较固定的搭档：一是经商出身的山西人吉老汉，另一个是当过国家干部的邱世成。我们三个人每天拉着满满一车菜走在砂石公路上，你谦我让地轮换着拉车，不费什么劲就走到八公里之外的三营镇了，将菜车往人多的路边一停，就开始招揽顾客了。晋商吉老汉是一副忠厚像，很容易获得顾客信任。而邱世成精明能干还会花言巧语，他一个劲儿给顾客介绍我们韭菜的优点，秤秤时还把秤杆抬得高高的，哄着顾客高高兴兴买了我们的菜。
一般说，我们的菜比较好，也不乱要价。加之其他几家菜摊上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而我们的菜摊上却站着一个城市打扮的姑娘，而且这姑娘一张嘴说话就嘎嘣脆，全然不像一般农村姑娘那样羞涩腼腆，同时这姑娘还将自己的头脸完全裸露在阳光下面，不像所有的农村女性那样，一年四季在头上遮着一块围巾。我想这也算是三营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吧，自然有利于吸引顾客，所以每天到下午三、四点，菜就卖完了。等我们赶八公里路回来时，其他社员还远远没有收工呢。
我天天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破旧的布包，收来的钱就装进那里面。顾客给了一块钱或者两块钱的大票子时，我就在包里翻腾出零钱找给顾客，算账，数钱，都非常细心，生怕出差错，辜负了队长对我的信任。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体会到，能否干好收钱的工作，排除道德品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看你的心算能力如何了。因为数钱数错的可能性很小，算账算错的可能性较大。幸好我从小就擅长心算和口算，卖一天菜也不过经手几块钱，这点经济工作我还是干得游刃有余的。
记得第一次卖菜回来交账后，队长笑眯眯地说：“好，好。”我也不知道这“好”是什么意思，反正看得出队长对我很信任。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卖菜人之间更加熟悉了，碰到口渴难忍时，邱世成就提出用卖菜的钱买三个冰棍，一人吃一根。那时一根冰棍五分钱，三根冰棍一毛五，这可是卖四斤韭菜的钱啊！我坚决不同意，他俩也只能作罢。于是我们就舔舔渴得干裂的嘴唇，又咽口唾液润润冒火的嗓子眼。
菜卖完了，我们三人归心似箭地往回赶，一人拉，两人坐，一溜小跑回到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过碗来，从水桶里舀一碗凉水，一口气灌下肚去。
后来，我在固原三中工作时曾对我的同事们讲，我和两个农民出外给生产队卖菜，没有水喝，有时要忍受十来个小时的干渴也舍不得用队里的钱买一根冰棍。
我的年轻同事欧阳英说：“你们自己怎么不带点水呢？”
我说：“没有水壶。”
她说：“买上一个吗。”
我说：“上哪弄钱呢？”
她又说：“找一个空酒瓶子也行呀。”
我苦笑笑说：“搞不到买酒的票，也没人喝得起酒，哪有空酒瓶子呢？”
于是她哑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