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成为司徒华人生的转折点。（网络图片）
司徒华先生于2011年逝世，不论政治上的左中右团体还是社会上不同阶层，都对司徒华的离世表示哀悼。可见司徒华在过去五十多年从事社会活动得到绝大多数港人的肯定。
司徒华由始至终都站在基层利益，在政治立场上坚持原则，在个人修为上更具无可挑剔的品德。在香港，人称司徒华先生为民主泰斗，实不为过。
社运领袖
上世纪70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对社会强力控制，大力压制工运和社会运动。司徒华领导全港非学位教师罢课，成功争取合理待遇，成为工运领袖。同年他创立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如今会员已超过8万多人，拥有资产超过2亿，成为香港最大工会之一。
此後，华叔争取中文成为主要教学语言，发起第二次中文运动，又参与揭露金禧中学校董会贪污事件，为公义与当局周旋，并领导香港教育界抗议日本篡改教科书侵华史实等。
到80年代初,华叔俨然成为社会运动领袖，对市民有强大号召力。港英对实质“反殖”的华叔迅速冒起，当时港英把华叔视为眼中钉，把他看成是“中共的同路人”。
进入基本法草委會
从早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后来作为议员介入香港的政治运作。在80年代后期，他任立法局議員，进入香港议会的高层。九七問題擺上中英談判桌後，香港民主派主張「民主回歸」，認同港人治港，司徒華作為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受内地的中央政府邀请，進入北京操辦的基本法起草委员會，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拟。
而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成为司徒華对中共改变认识的分水岭。司徒华在有线电视第四集《大江东去》专辑访问中，形容“六四”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亦令他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对待手无寸铁的人民，“中共核心是权力第一，对所有侵权的人，格杀勿论。”自此以后，他对中共完全没有期望，与之分道扬镳。于是他决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亲自创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自从1989年5月直到他去世，司徒华一直担任着支联会的主席职位。
司徒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們宣布退出草委時，中共不承認，待9月人大常委會開會時，通過議決案開除我們、停止工作。”
黄雀行动 营救逃亡学生
六四开枪之后，他立即发起和领导了一个名叫“黄雀行动”的大胆计划，组织营救了几百名在大陆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和异议分子，将他们秘密地接到香港并送往安全的西方国家。
司徒华详细叙述了营救吾尔开希和柴玲的过程：
吾尔开希，他离开香港的故事是这样：六四后，有一个人上来教协找我，西洋仔来的，自我介绍是葡萄牙警察帮办。然后拿来两张相出来，一张是吾尔开希的，另一张是他和吾尔开希合照。他说，吾尔开希在珠海，你们要设法帮他。
我听见，又有相为证，便立即拿他的联络电话，通知负责人。20万一程，要他去接。首次接，我一直和他联络，浪太大不能靠岸，但他照收20万。第二次去，他说有解放军在附近，不能接，也要照付20万。第三次先接到，我记得，他当时在假日酒店，我叫李永达拿60万现金去，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翌日吾尔开希就坐飞机去了法国。我一直都没见过他。
整个黄雀行动，我最深刻的是吾尔开希和柴玲。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找我，说：“我是柴玲，我来了香港。”于是我立即叫张文广去接她；第二，通知法国驻港总领事馆，之后用车载了她去法国领事家；第三通知政治部，最后买机票第二日走了。
司徒华总结说：“黄雀计划”效果非常之好，统计获救与援助人数约四五百，只失手一次，就是王军涛、陈子明，在湛江，失手不是因为我们，是王军涛的朋友出卖了他。
黄雀计划的资金是由香港人捐款资助的。筹钱最多的是民主歌声献中华，单是那次就筹了2000多万。之后我们没大规模筹款，2008年我们更捐了78万元给四川（地震灾区）。
华叔生前披露，吾尔开希被通缉后成功逃至珠海，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兰州军区空军成员，是从兰州由军用机送至珠海，因而得以逃脱。
维多利亚的燭光
2010年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烛光集会，有15万人参加。（网络图片）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是悼念天安門六四事件的活動，每年都由香港支聯會主辦。第一次舉辦於1990年6月4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的硬地足球場開始舉辦，有15万人参加。21年来，每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从来没有间断过。
維園(維多利亞公元)點點燭光，燃起對六四死難者的哀悼。如今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21个年头，2010年六四这一天，支聯會一如過往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帶病出席，集會群眾多次鼓掌支持。
在这20多年中，司徒华领导下的支联会坚定地坚持着其要求为六四血案平反的立场，竭尽全力支持和帮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并积极参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他每年组织的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总有10万多人参加，是全球最大的这一类活动。
2010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估计，15万人参加。平了去年及1990年的纪录，而警方更估计有破纪录11.3万人。
晚会上，司徒华率领支联会众常委，来到民主烈士纪念碑献花及鞠躬，一批年青人手持火炬上台，与司徒华一齐燃点火盘。全场并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司徒華当时形容2010年是89年六四以來，支聯會受到最強烈打壓的一年，但就算面對道路愈來愈曲折艱苦，支聯會仍會堅決反擊：「我今年已經79歲，而且患上癌病，但我只要活著一日，都同大家手牽手，肩並肩，走到目的地！」
回大陆被拒
香港居民往返内地需要使用类似护照的回乡证，但是大约有30名民主派人士或被北京视为异见人士，名列不得领取回乡证的名单上，其中就有司徒华、李柱铭、刘慧卿等民主派人士。司徒华的回乡证在天安门事件后回内地的时候在中国海关被没收吊销。 1995年、1999年他两次希望能领回乡证，均遭到拒绝。
曾经要求入黨？
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許家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逃亡美国，他曾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自傳中談過司徒華：「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一派，他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对此言论，司徒華予以澄清，没有这回事。后来，中共国安人员又动员司徒华“帮助共产党做事，不必入党”，同样遭到拒绝。
如今香港回归中国已经十几年，但香港主流社会对共产党仍然相当排斥。可见司徒華敏锐地的洞察力。一度盛传2012年香港特首候选人的香港政府高官梁振英，是否是共产党员，在香港曾掀起讨论热潮。虽然当事人梁振英公开否认，更在网上频发文章撇清自己非“共产党”，声称遭“抹红”。而亲共大佬曾钰成以前竞选立法会主席一职时，也因回避共产党身份而掀起风波。
“将政界人士以抹红手法达到抹黑目的。”对于5年前《壹周刊》就有报导他是地下党员，他再次给予坚决否认。
曾任《信报》专栏作家的时事评论员石藏山则表示，中共最荒唐的就是在香港还有地下党。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地下党却不敢公开，从此可见共产党的鬼祟和不得人心。
新年伊始，华叔仙逝。行前，他为今年香港纪念“六四”活动定立主题：“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设民主，同志还须努力。”念斯言，怀斯人，感斯境。当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共，失去了华叔的香港，明天会如何呢？
多名立法會議員及上百名市民在立法會外默哀，悼念已故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