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转折关头，从全球化坦途流入风急浪高的三峡。
所有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维持原有经济发展路径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到无法承受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是如此，2011年也是如此。
2001年之后的10年，中国经济的动力是全球化，2010年，金融危机救市大致告一段落，在全球金融危机粉碎原有增长通道后，中国经济被迫开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
敏感的证券市场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出口导向型的高增长成果，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夜的2007年上半年，沪综指上探6124点，不料这并非憧憬万点的起点，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美国潜藏的次贷危机隐患与中国的低人工、低价格、掠夺性开采资源的加工模式走到了尽头。此后，中国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与中国大型企业一样，股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规模扩大而非效率的提升。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是美妙的，高增长低通胀，GDP总量大幅上升。正是从2001年开始，政府财政收入呈几何级数上升，高房价与社会矛盾被高速增长掩盖。过去30年间，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是经济产出的两倍，而经济增长最快的正是那些贸易额名列前茅的经济体；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济规模仅仅5年时间就增加了近一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两万亿美元，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开放声中，中国成为贸易强国、能源大国、汽车大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到2010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外汇储备达到令人瞠目的2.8万亿美元。
在这轮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所谓受益，即中国东部地区建立起全球罕见的产业链条，方圆百里之内汽车、五金、电子配件一应俱全，美国的设计隔天就可以在珠三角拿到现货，中国制造工厂的地位不可动摇。2006年，我国接近入世保护期终点线，各方盘点GDP增速、出口总量增幅等硬指标此起彼伏，WTO总干事拉米给中国入世后的成绩打出A+的高分，贸易对手们承认中国在开放上确有长足进步。
所谓受害，指GDP与外汇储备高涨，狂欢纷至沓来，外向型经济的成果延宕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
在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是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自我强化的生产体系，由越来越多的资金推波助澜，经济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断创造产值、换取货币，成为各国、各企业、各个消费者的债主。
一股潜流在狂欢合奏中发出刺耳的尖啸，2005年前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央行从2003年开始警告房地产过热，越来越多的人反思中国出口拿到美元后干什么？出口难道仅仅是为了糊口，为了把钱借给消费国消费？而后透支本国接近枯竭的资源、人力，维持本国的低水平人口循环？
全球化金光闪闪的硬币反面冰冷无情，10年间，强拆现象越来越多，说明政府收入的增加没有成为民间财富积累，反而不断以低价掠夺最重要的土地资源，至今仍在以土地兑换民间的真实财富。结石宝宝、血铅儿童等案例，警示歧视消费者的制度规则、摇摇欲坠的环境已经难以支撑现行发展模式。南水北调等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显示对资源的调动已经达到极致，中国所有重要的河流上筑起大坝、断成数截，一切为了资源。即便将所有的水流切断，按照2001年以后的发展模式，也无法满足经济需求。2001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边际效应越来越低，总有一天会变成负值。已有初步迹象，2009年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超过3的水平下降到1.5，说明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每况愈下。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惊醒中美两大经济体：美国宽松货币、金融衍生品烘托下的房地产盛况不再，建立在一家一套房产上的美国梦土崩瓦解；中国人蓦然回首，惊觉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是外向型经济的红利，内部经济结构从未有过大的调整。改革30年，财富生成机制与分配机制没有根本变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如隔天壤，公务员群体之间存在的隐性世袭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感……“机器们”开始思考，透支环境高价进口资源仅为糊口是否值得，透支后代的生存空间就是犯罪，10年间制度改革的滞后说明在GDP追求中，丧失了市场经济最起码的风险与成本考量，说明了制度性的怠墮与掠夺。
2010年开始、2011年大举推进的改革，目标是拉动内需，建立强大而具备基础共识的经济体。无论是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一连串的改革政策出台无不围绕内需目标而行。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模式与财富分配模式的重新塑造，绝不会轻易成功。
1994年分税制后以房地产和汽车拉动内需非常成功，最终却异化为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财富的一次洗劫。对于中国而言，如果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畸形的收入分配体系不改变，那么，由政府强令提高最低工资就会演变成一场通胀下财富重新分配的数字游戏，由于资本市场的控制权与分配能力极高，最终最低工资制会经由资本市场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两年，农民工过去10年上涨的工资，刨去通胀后，并未真正上涨。
资产泡沫是流动性过剩的另类反映。被称为房地产市场有史以来最最严厉调控的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创出新高。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到2.7万亿元，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上，中国财政、城市化进程被房地产“绑架”。
为了提振改革士气，有关方面举出银行赢利超万亿、国企赢利超万亿等数据，2010年，纳入本月报统计范围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创历史新高，营业总收入、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三大指标比“十五”末期均实现翻番。但这一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企的资源集聚能力，与超市场的定价能力。
经济开始局部停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伪市场化取代真正的市场共识。中国未来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财政、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简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建立公共财政，需要从财政收支细节的公开做起，在这方面广州市财政局曾经做出表率，但枪打出头鸟使改革半途而废；建立市场经济规则，是政府不再圈定而是由市场决定重点产业，让市场资金通过股权、建立实体企业等方式寻找赢利增长点；而法治社会则必须从尊重民法、物权法开始，不尊重物权的社会不可能奠定市场经济的根基。
如果不能顺利渡过难关，中国经济未来将面临失去的30年，与日本失去的20年并肩，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成本的支付者；如果能够同心协力闯过难关，建立独立的货币体制、以法治主导的市场规则扫除权贵机制，赋予普通国民发展机会均等“中国梦”，那么，中国不仅将有持续发展的30年，还将有持续健康发展百年的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