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0年中国GDP为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对于这样两位数的高增长，茅老如何评价?
茅于轼：中国的GDP质量不好，有质量问题。GDP是财富的总量生产，质量涉及到三方面，第一分配是不是公平，那么多钱是如何分配的;第二有没有通货膨胀;第三，是不是破坏了环境，财富怎么得到的，是不是挖了地下的资源，资源变成了钱，资源少了钱多了，GDP很高，环境变坏了，子孙后代治理需要花费很多钱，等于借了子孙后代的钱，这些都是GDP的质量问题。
记者：就您所说的以上三个方面，应该如何改革?
茅于轼：要进行结构调整。解决结构问题，总需求过多依靠外需，那么就需要调整汇率，财富分配过多的给了政府，政府或者减税或者增加公共服务，环境保护要花更多的力气，通货膨胀就不用说了，今年通货膨胀的情况很不好，今年比去年要更紧张一些。总的来说要调结构，调结构不单是一句话，而是要动价格，价格不动结构调不了。
记者：刚才您提到财富分配不公，那么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茅于轼：主要是二次分配，初次分配很难调，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二次分配比较容易实施一些。
记者：我们看到，中国治理通胀已经动用了行政手段，这是不是有违市场经济的原则?
茅于轼：对，治理通胀要双管齐下，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都得同时使用，现在过分地用了行政手段，通货膨胀一般是低收入人群损失较大，高收入人群可能还有收益呢，债务方占便宜，债权方吃亏，卖方占便宜，买方吃亏，一般的规律是这样，通货膨胀要用行政手段帮助低收入的人，比如提高工资。加息是治理通胀最有效的手段。
记者：胡锦涛主席正在访美，人民币汇率备受关注，您对人民币升值有着怎样的预期?
茅于轼：我一贯赞成要升值，现在我们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不利，人民币升值不可能一次到位，因为不知道“位”在什么地方，只能适当着来。
记者：那您也认同小幅渐进地升值?
茅于轼：我赞成大幅渐进，现在百分之零点几这种调整是不起作用的，一次调3%-5%是过不了头的，如果调30%这可能会过头，我觉得不到6比1会是比较合理的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