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1月20日公布的2010年财政收支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税收收入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而国家统计局同日公布的2010年GDP总值为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3%。
由此简单推算，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约为18.4%，中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GDP）约为21%。看起来似乎并不太高，但是，如果用财政收入加上土地出让收入（2.7万亿），其占GDP之比就已经达到27.6%；如果再考虑到其他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等，全口径宏观税负应在30%以上。这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并不算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如果单独从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来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也呈现出不断上扬的走势，只是在2008年意外下滑，即使在2009年这个最困难的一年依然在攀升。与宏观税负不断上升相伴的，自然是税收增长率一直远高于GDP增长率，特别是最近十年，二者增速差距年均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近些年 “国富民穷”的声音屡屡出现的大背景。
但财政部门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就指出，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在数量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两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过去几年，财政部门和有关专家也曾多次解释过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的合理性，原因包括价格因素、税收结构与GDP结构的差异、进出口的因素和税收征管因素等等，试图让公众接受这一现实。尽管他们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还有许多不明不白的地方，需要细化详尽的分析。
价格因素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影响因素，财政部门的解释有一定道理。税收增速是按现价衡量的，而GDP增速是按不变价衡量的，剔除了价格因素，所以，在物价上涨期间，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就是正常的。比如，谢旭人就表示，2006年至2010年，GDP年均增长11口2％，如果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6口6％，这意味着如果按照现价计算，2006-2010年，税收增速和GDP增速差年均将缩小约五个百分点。
税收结构和GDP结构的差异，也可看做是一个合理的因素，但目前财政部门的解释还缺乏说服力，需要更具体的量化分析。按照财政部门的说法，第一产业提供的税收很少，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要大大高于总的GDP增幅，带动增值税等相关税种的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但问题是，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在10%左右，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足5%，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没有也不会大大高于总的GDP增幅，否则GDP早就飞上天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解释税收高速增长并不严谨，还有待论证。
事实上，即使与GDP增速关联度较大的增值税，除了增值税转型后的2009年和2010 年，其增速也较快，年均在20%左右，这也超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速。而增值税以外的税种，尽管税基是以收入或数量来衡量，与GDP以增加值核算的口径并不一一对应，但他们也没有与GDP真正脱钩，如果换一个角度，以收入法核算GDP的话，GDP是劳动者报酬、税收、折旧和企业利润的总和，只要税收增速超过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增速，就都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在向政府转移。以个人所得税为例，2001-2010年这十年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在 10%左右，而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速在22.5%左右。
净出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GDP衡量的是净出口，即用出口减去了进口，而税收则不然，对进口产品也要征收相应的税，这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进口越多税收越多，但GDP却越少。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进口环节的税收占比在15%左右，增速高达36%，对整体税收增速贡献五个百分点左右。可以说，进口环节税是导致税收增速远超GDP增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还需要财政部门给出更详细的数据分析。
至于税收征管因素，也是一个合理的因素，完善征管系统，打击偷税漏税自然十分必要，但这里面的问题是，中国连续多年存在税收超收的情况，即实际征收额超过计划征收额，而下一年度的计划征收额又会水涨船高，这导致各级各地部门有强烈的征税冲动，容易导致税收增长多年居高不下，为了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像2009年一样，征不到税就在非税收入上下功夫，这是极其不正常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GDP中还包含了一些不可征税的部分，比如城乡居民的自给性支出和存货投资等，这意味着即使税收增速低于GDP增速也是正常合理的。对于中国税收增速多年远超GDP增速的现象，确实需要财政部门给予更详细的解读，以还原真相──到底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如果只给出一半答案，显然难以令公众信服。
也许，相比高福利的发达国家，中国整体的宏观税负还有上升空间，但有两个前提：一是，税收负担的分配要合理，不能出现累退的现象，即越穷的群体负担的越多；二是，财政支出结构要合理，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应该收那么多税和费，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预算民主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否则，即使实行了结构性减税也会让人半信半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