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论”的由来
原本并不受人注意的“无敌论”，在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发表后，竟引发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它是背叛民运的自供状，拥护者认为它是大仁大爱的杰作。在试图剖析 “无敌论”倒底是个什么东西时，我们先要知道它最初的出处和它的主要诠释。
刘晓波认为，共产党不是敌人。这话最早出自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他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的一个呼吁书中写道：“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我们不要求也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和现行政权，只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保障每一种民间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权利。”不到一个月后，他的“六.二绝食宣言”又重复了这个无敌之说。
刘晓波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应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之说去把视人民为敌的共产党再反过来当敌人看待。在同一个呼吁中，他这样解释： “中国的民主，必须以消除‘敌人意识’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没有敌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民主政治的精髓之一是：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一切为争取民主而奋斗的人士，莫让仇恨毒化了你的智慧。”
且不论，民主制度精髓的“权力制衡”被他胡说成什么“只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也撇开他用“魔鬼”与“天使”作为权力拥有者的荒唐对比，读者仍可看出他想表达的不外是以下三点：一，共产党执政合法；二，在共产党现行宪法下争取合法权益是所谓民主的，其它都是非民主的；三，民主制度下无敌人，消除敌人意识是取得民主的前提。这就是刘晓波所谓的民主精髓和无敌智慧。
二十年后，刘晓波对“六四”屠城后的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避开不谈了，却在《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敌人》中把“无敌论” 发挥成“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尽管中共当局三次对他以言论治罪，他却莫名其妙地说什么“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 ，“标志中共执政理念进步”，还不忘长篇表扬监狱的柔性化音乐、人性化管理，不忘点名表扬中共司法人员和管教，等等。
在《我没有敌人》的通篇中，他没有再提“没有理由要求废除共产党和现行政权”，却以宗教徒似的口气以“大仁大爱”的终极高度来模糊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盼执政党自愿放弃一党专政，与其携手合作，还是全民抗争迫其退出极权统治，重建民主制度。这是我们与刘晓波“无敌派”的根本分歧。为此，我想就刘晓波 “无敌论”观点作如下讨论。
“无敌派”为什么反对“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刘晓波说“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认为“打倒”是出于“仇恨”的“敌人意识”。他这是对民主概念的偷梁换柱。这口号本身既是人民实践民主时的自发意愿，也是人民不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诉求。“打倒共产党”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民主程序，表达民意的口号不必非经民主程序通过才算是民主的。刘晓波把民意表达与民主程序相混淆，对民意表达扣“非民主”大帽子，这如同共产党过去总是说“这是革命，那是反革命”现在又说“要维稳，不要动乱”一样，刘晓波也用“这是民主，那是非民主”“要爱，不要仇恨”这种共产党的两分法来思维。
口号本身谈何“非民主”？罗马尼亚人民在广场对暴君齐奥塞斯库发出“嘘声”；东柏林人民走上街头、推倒柏林墙；叶利钦在苏共党代会上撕毁党证；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喊出“天灭中共”；凡此种种，都与“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样，是以不同形式自发地公开大胆地否定共产极权制度。没有人能说这种追求民主制度的直接表达是什么“非民主的”。
在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时，人民自发地喊出许多口号，有“反对腐败”，“争取民主”，“打倒贪官”，“要说真话”， “要新闻自由”等等，它们与“打倒共产党”一样都是人民自发意愿的表达。可刘晓波唯独说“打倒共产党是非民主的”，说穿了，是因为他要肯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拥刘派还把这个要共产党下台的诉求与“以暴易暴”连起来，推论为“用一个新的独裁制度取代一个旧的独裁制度”，然后对这个他们自说自话的假设推想大加鞭鞑。
于是乎，无敌派就用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公式下结论：“没有敌人”等于“和平、理性、非暴力”；“打倒共产党”等于 “非民主、敌人意识、以暴易暴”。他们把前者说成至高无上、大智大勇、大仁大爱；把后者说成“毒化民族精神，煽动残酷斗争，毁掉宽容和人性”（见刘晓波《我们没有敌人》）。其实，前者是无端的费话——对着手无寸铁的和平有理的百姓谈“和平、理性、非暴力”，后者是反对一个不存在的事儿——呵斥吓唬老百姓不要去做共产党才做的种种恶行。刘晓波的这些论调全是用来套住平民百姓的紧箍咒。这就是无敌派糊弄百姓的伎俩。
对于人民反抗极权政府的自由表达本无权干涉，更不该扣“非民主”的高帽。今天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直指专政独裁政权。最近从海外返回开罗的二00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及改革人士穆罕默德.巴拉迪号召人民：“推翻专制政权，建设一个民主的埃及”。难道这也是“非民主”吗？
“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含义有三：
一．人民以这个有力的口号对中共政府说“不”。
二．人民以这个有力的口号否定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三．人民以这个有力的口号要中共下台。
这个口号明确到位，易于传播，号召力强。所以，在下一次中国人民走上街头的运动到来时， 人民首先喊出的应是“打倒共产党”。
“无敌论”的用意何在？
我们知道，“我没有敌人”一直是达赖喇嘛说的。我们也知道，一个道德高尚的宗教精神领袖说“我没有敌人”，与一个投机的政治流氓说“我没有敌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道德操守被普遍质疑的、反省来反省去还被他的好朋友胡平（见註一）认为有偏颇、尚未到位、还需继续不断地反省的刘晓波，这样一个人说“我没有敌人”，只能被人们认为是出于投机的不伦不类之语。
可是如今，他的不伦不类的“无敌论”却被拥刘派修饰包装成“大仁大爱”的金科玉律，成了他们搞花瓶民主运动的指导原则，成了他们谋图与中共分得一杯羹的不二法门。刘晓波本人不但因此戴上“人权斗士”的桂冠，而且还被评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拥刘派誉为“中国人权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和“精神领袖”，甚至被捧为“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指证了一个现代中国圣者的诞生”。
八九民运失败后，海内外民运人士一致认为，共产党屠城杀人民，彻底丧失其执政合法性。当年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和口号是“推翻共产暴政，建立民主共和”。胡平本人撰文分析民运，多处以敌我之说论证，指共产党是敌，人民为我。二十年过去，共产党非但不谢罪天下，还变本加厉坚持与人民为敌。如今，这个对人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府，早已腐败透顶，更毫无改弦更张、接纳民主之意。可胡平等人，却一改初衷，放弃早年的理念和原则，为了替刘晓波的“无敌论”辩护，陷于自我前后矛盾之中。令许多读过胡平早年和新近文章的读者大惑不解，不知胡平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堪。
有敌无敌本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民主法治制度下，既不存在执政党可以随意定人民为敌的问题，也不存在人民因反对执政党而视其为敌的问题。可今天为什么胡平们在有敌无敌上为刘晓波如此辩护？还用查建国等二十三个国内被共产党迫害入狱的民主人士的《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来为刘晓波的“无敌论”撑腰。
胡平挑战说，你们为什么不批查建国，只批刘晓波？意思是反对“无敌论”者有双重标准。细看查建国等人的呼吁书，对他们苦苦寻求与强权斗争的有效可行方法的努力，我深感敬佩。字里行间他们毫无妥协屈服之意，唯选择非暴力讲真话作为国内残酷的现实条件下可行的抗争手段，我理解查建国等民主人士的艰难处境和选择。
不错，查建国等人这份呼吁书也说非暴力、没有仇恨、没有敌人，但他们与刘晓波的“无敌论”有三个根本不同：一，查建国等人没有像刘晓波那样说中共执政合法；二，查建国等人没有像刘晓波那样美言中共恶劣人权。三，查建国等人——即所有这些住过中共监狱的呼吁书联署者—— 都没说中共监狱人性化、柔性化。对此，胡平是装聋作哑，还是明知故问？
最关键的不同之处是，查建国等人所说的非暴力、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含有不让共产党再次找到非法镇压的借口之意，而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则是公然向中共示意：他是敢于承认中共执政合法的“反对派”，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选，能帮中共免于政权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为刘晓波说出了胡平们一直想说而没敢直说的这些话——共产党合法，走与共产党合作之路，所以早就打此算盘的胡平们才如此力挺刘晓波。
胡平们拼力为刘晓波辩护不仅仅是为“无敌论”，而是向共产党表示，他们今天和刘晓波站在一起，同样也承认中共执政合法性，同样也是中共的最佳合作人选，同样也可帮中共免于政权的崩塌和被人民的清算。因此这些人才出尔反尔，昨天信誓旦旦，今天改腔换调，却依然振振有词，表面上还是个民运人士，骨子里却是个出卖了良知的无耻之徒。这些当年积极投身民运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算盘，如今已沦为追捧刘晓波的可怜虫。
实际上，刘晓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运人士，他只是一个假借中共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虽然他戴上了“具上帝般权威”的桂冠，却治不了他的软骨病，到头来，刘晓波难免旧病复发，无敌拥刘派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无敌派”都是些什么人？
除了对刘晓波不了解的一般拥护者外，无敌派大体有以下几类人：
一类是曾经坚决反共，而今天却变为无敌派。其原因复杂，有的经不住中共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有的被中共施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最终改变腔调，放弃原则，企盼招安。
一类是急盼招安的流亡人士，一心想早日回国在体制内捞个一官半职，一展自以为的 “雄才大略”。
一类是两面通吃者，一面吃着民运，在海外依附民运组织领取津贴；一面吃着共产党，在国内享有退休金和住房。
一类是小骂大帮忙之徒，明面上高喊民运口号，背地里暗通款曲，被中共网开一面，可以两边常来常往，如履平地。
一类是面目不清、来路不明者，其中有起草零八宪章而从不受中共打压的起草人，还有在刘晓波获和平奖后，准备回国当官、弹冠相庆的人。
一类是明里混迹于民运队伍之中，暗中是中领馆的常客和线人。
一类是国内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他们既想在中国大变革中作弄潮儿，又无意与共产极权决裂，只把向中共规劝谏言当作政治资本。
一类是舞文弄墨的臭酸文人，自以为能纵论天下，实际上对民主政治一窍不通；对中共暴政萎萎缩缩，对民众抗暴横加指责，生怕坏了他们日后与中共平分天下的美梦。
这几类人现在汇作一处，都成了“无敌拥刘派”，俨然一副卫道士嘴脸，争先恐后，一哄而上，把刘晓波捧上顶峰：有说他 “大仁大爱”的；有说他的最后陈述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一样的；有说“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 ；有说他获得的和平奖是‘具有上帝般权威’的；还说“之于中国人权进步与民主进程，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非言辞所能估量”的；更有把他说成是“当今圣人”的……。这些吹捧犹如当年共产党造神，荒唐至极。岂知刘晓波却说 “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他们对此又作何感想？圣人乎？流氓乎？
“无敌派”走的是死胡同
刘晓波是共产极权社会行将灭亡前的一个畸形产物，是帮助共产极权苟延残喘的伪民运人士。他公然在以和平和人权为主题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上，以《我没有敌人》作为颁奖词，无耻地表扬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具体地点名表扬中共的法官和管教，却只字不提任何一个正遭迫害的中国人权斗士的名字。这种行为不但公开玷污诺贝尔和平奖，还公开侮辱中国人民，尤其侮辱正在狱中的良心犯和政治犯，特别是最近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的诗人力虹和二十年前被中共党军杀害的六四亡灵。刘晓波的“无敌论”对中国人的维权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所作所为早已证明，他是中国民运的败类。
既然“无敌派”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无敌路，你们就不要再闪烁其辞（见註二），掩盖你们的真实用意；也不要强词夺理，为你们的出尔反尔辩解。你们干脆摘下面具，脱下马甲，亮出底牌。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你们去走你们的无敌路去吧。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一年二月五日
註一：引自胡平的《阅读刘晓波之四》：“有不少人对晓波那本《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和那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提出批评，认为他对若干人与事的评价是不公允的，他的自我批判常常沦为自我辩护甚至自我炫耀。这不足为奇。…… 反省并不可能担保一下就达到正确，反省有可能导致偏颇，甚至导致荒谬。但反省的可贵在于它是一种不断的过程，反省导致的偏颇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反省来纠正。惟有通过不断的反省，才能达到相对的全面和正确。”
注二：刘晓波获奖当日，“民运人士和政治反对派”陈破空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竹端直树的感言可以说是“无敌拥刘派”闪烁其辞的真实写照。他既要向中共一方表达盼其“改弦易辙，弃恶从善，朝野和解”，又要代表民运一方表达 “作为中国民运人士和政治反对派，我们并不寄望于中共当局，而将保持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压力。”这些闪烁其辞的话实质上模糊了中国民运的目标和诉求：是要共产党下台作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还是寄望中共让步与无敌派合作搞转型？这类政治掮客的两面话听起来头头是道，面面俱到，可以永远说下去，说一百年中共也无动于衷。只怕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附节选：
原标题：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 陈破空感言 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竹端直树访谈
问：关于刘晓波先生获奖，你对中共政府有何呼吁？
答：在此之前，中共政府利用种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无数次阻扰中国异议人士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到今天，终归于失败。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共当局应该从中有所省悟，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作爲一个大国，中国无从回避；中共应该借助于刘晓波获奖，改弦易辙，弃恶从善，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尽快啓动中国民主进程，实现官民妥协、朝野和解，让中国在和平转型中，赶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
当然，作为中国民运人士和政治反对派，我们并不寄望于中共当局，而将保持对独裁政权的批评和压力，进一步唤醒中国民众，为实现中国民主化，矢志不渝，奋斗不息。我们坚信，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应该仅仅成为经济大国，也应该成为政治大国，成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文明大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等额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