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区教导大队的军人们用几十辆军用卡车，送到农村去插队。那一天万里无云，秋高气爽，黄叶满地。我们的心情却和秋色相反，阴云密布，沉重、阴郁、惶恐：我们青春的梦想在这一天破灭，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在农村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学生的时代，我们曾经怜悯那些为谋生整天奔忙的芸芸众生是“做稳了的奴隶”，八年半在农村的生活，却使我们羡慕那些“做稳了的奴隶”，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了。我们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我们同学的父母每一天锥心刺骨的挂念，这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从东北的北大荒到云南边疆的橡胶园，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海的崇明岛，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
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逃不过“史笔”的。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
不同的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历史事件评判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二十岁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岁上下了，时间已经完全可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的评判：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辈子没有有过理想的职业，一辈子没有有过稍稍富足的日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有过爱情，有人一辈子生活在 “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还有人因病或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同日下乡的一千多人中，后来能够通过77，78年高考进入大学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够出国留学的只有五、六个。我们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学率曾有过近100％记录的中学啊！1992年，我回国和同班同学聚会，发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当年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我们在相对唏嘘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怎会潦倒至此！
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和祖辈、父辈相比，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饥饿，多数人却没有享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受教育、求职、迁徙的自由；和我的后辈相比，我们中的多数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享受物质的丰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公正地、过多的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地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
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
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队的一千多位同学中间，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豪情”，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法被完全封锁，我们还是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们知道，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少数同学，根本就不在我们之间，他们早已经由父辈安排参军就业，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
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 不可。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 “自愿”参军为止。当年斯大林统治下，布哈林、季托维也夫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国际帝国主义间谍，还恳请法庭判处他们死刑。连冤死都能让你 “自愿”。
那些真的曾经豪情满怀的下乡的“知青”们，在信息被封锁、被歪曲、被捏造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也算是“自愿”？即使退一步承认那是“自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我不愿意把话说绝，才没有讲百分之百？？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很“自愿”回到城市来。那时，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意见吗？
或许有人会说，农村严酷的环境锻炼了我们，使得我们更懂得社会，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强。
是，这些都没有错。我自己经受过那场血泪生活的磨练，到海外来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国人的说法，是“蛋糕一块” （apieceof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处长到美国来交流访问？？她本人也曾是插队知青？？看到我这么个书生竟然能自己装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说过，“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这样的话。
但是，磨练了意志，学得了谋生能力，都无法补偿我八年的青春时光，无法补偿那八年多在绝望中所受的煎熬，无法补偿消失了的梦想、失去的爱、损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运用暴力强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对我人格的污损和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永远无法补偿。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经验的被动获得两者之间让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想大多数同辈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人生一场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经验，值得珍视。
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经验。但，“特殊”本身就意味着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惨烈的经验越特殊：“劳改”，“古拉格”的经验够特殊吧？有人喜欢吗？杀头、抄家特殊吧？除了金圣叹以外，会有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现在或许还有人会说，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本来是出于好意，是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证据是毛太子当年不也是被送到农村去锻炼的吗？
是，有些太子、公主们是去过。那真是出于他们父辈的苦心，那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致像阿斗、晋惠帝那样轻易丢掉政权。他们去，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程序——下农村，进工厂，去部队，进学校，学成文武艺以继承他们的事业。因此对他们不需要强迫、欺骗，他们自然也不会不自愿。对我们则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无误、板上钉钉地说清楚了：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那培养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变，这程序的第一步也确实没有终结之日。这两种“下乡”还有什么可比之处？
或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
是，我们是为国家、民族，也为统治者的错误作了牺牲。但我们的牺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当年谭嗣同拒绝逃亡，喊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为变法牺牲，是求仁得仁，自愿如此，因此了无遗憾。而我们和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是被迫牺牲的。
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试图从这场血泪斑斑的运动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什么“闪亮点”，都是毫无作用的：一场以强迫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万青年的运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评价。手段的卑鄙从来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个故事。当年他还是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去访问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农民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想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改革者赫鲁晓夫闻之大受震撼，因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对“天堂”的嘲弄。强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并不在于婚姻的双方不般配，而在于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即使是一个天堂，人们也不愿意自己被棍子赶进去，人也应当有选择进去还是不进去的自由。何况当年赶我们去的地方，连面目狰狞、手操刀棒，心如蛇蝎的人，也不好意思说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