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以及中东革命凸显了军队在国家过渡中的关键作用。纽约时报记者桑格撰文指出，“几乎每个专制政权的命运都有这一刻：当其靠军队保持权力的领导人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必须在改革还是开枪之间做出选择。”文章说，埃及军队的算计是，82岁法老独裁者既无适当接班人又无能服人的有关埃及未来的计划，不值得军方做出牺牲为其保驾护航。军方最终选择站在示威者一边。
文章说，尽管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改革还是开枪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但这两个国家，乃至几乎所有警察国家，其变革的关键在于军队。作为有着自己利益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军队领导人会自问的是：在变革中，我们的利益是什么，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
文章说，埃及军方领导人跟韩国和印尼领导人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得出的结论相同：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下从宝贵财富变成负债。军方有自己的企业，且不说美国的援助和高科技武器，要求其实现允许维持其权力的转型。
但是巴林的情况不同，军方似乎已认识到改革对他们不利——抗议者对军方对社会的控制威胁太大。所以，巴林不理睬奥巴马的建议，即采取他们认为形同自杀的做法。
所有这些对白宫来说都并不突然，去年夏天，奥巴马总统就要求研究这些政权的弱点，最近又开始研究这些政权成功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白宫高级国家安全助理麦克•麦克法尔说，我们观察到有许多不同因素介入了这些事件：经济危机、老年独裁者、精英分子对过渡问题的谈判。
他在过去几周内为奥巴马总统和国家安全理事会准备这些事件的研究资料，从中找到如何影响将美国的盟友和顽强对手陷于困境的冲突的经验教训。他说，没有单一的线索或模式，通往民主的路径是多样的，而多数都是会出现混乱的。
埃及是从警察和示威者在街头发生冲突开始的，然后是暴徒冲击自由广场的示威者。但是美国官员回忆他们跟埃及官员的谈话，他们知道穆巴拉克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因为军方明确表示，除非出现极端事件，军方不会对自己的人民开枪。一位参与这些微妙谈判的美国高级官员说，“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在脑子里的算计，他们难道愿意将自己跟一位有可能把自己的儿子当接班人的老年体弱领导人绑在一起吗？我们只是反复告诉他们不要切断了你们跟人民的纽带。”
文章说，现在最棘手部分，也就是军方做出保证建立一个文职政府的承诺。这将意味着军方必须放弃其对权力的垄断，这对于任何政权的领导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对于已经对其国家经济做出了巨大投资的埃及军方，而这一点跟中国军队相同。问题是是否军方能够掌握向民主制的转型，像韩国、印尼、菲律宾和智利那样。
韩国也许是最明显的例子。经过数年坎坷，韩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繁荣国家之一，其政府是美国在亚洲最好盟国之一。1980年代面对街头风潮，军人领袖逐渐放开自由选举。那时政变谣言泛滥，自由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总统是位将军。可是，韩国最近的四位总统都是文职人员，其中还包括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异议人士金大中。
印尼也是如此。苏哈托将军统治印尼31年，最后跟穆巴拉克一样无力为继。美国曾因苏哈托反共而无视其侵犯人权行为。但他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触发的街头风潮起来之后只维持了两个半星期即垮台。前白宫印尼问题专家布鲁克说，穆巴拉克和苏哈托两人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妖魔化伊斯兰政治势力并将其打入地下，都对媒体、反对派和异议人士严加控制，都在掌权期间聚敛财富，当然，也都享有美国的支持。
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军方用一年多时间逐步选举。布鲁克说，时间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允许伊斯兰人士参与政治。他们在反以色列反美的平台上这样做。但不需惧怕，一旦他们进入体制，就会发现自己在跟其他人一样参与在从腐败到交易相同的不体面活动中。
文章引用半岛电视驻华盛顿分社社长法卡拉的话说，镇压的结果是可预见的，一旦你在凌晨三点对妇女和孩子开枪，也许这样做可保一阵子权力，但任何意义上的合法性全都丧失了。文章说，他也许是正确的，但其他人会拿1989年中国军在天安门开枪来反证。文章说，“中国军队‘六四’开枪压下的赌注已获成倍偿还：如今中国军队有着使其富有并强大的巨大商业利益，对此，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不会搞糟跟军方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