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却陷入普遍的信任危机之中，尤其在最近浙江‘钱云会事件’中突显的民众对政府部门的极度不信任，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李因才的评论称：“全球著名的爱德曼公关公司（Edelman Global Public Relations）日前公布了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从2010年的74%窜升至88%，名列第一。报告甫一公布，就引起中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中国民众对政府有这样高的信任度吗？”“中国著名的零点公司，最近也公布了一份有关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指数的调研报告，其中指出，普通民众对于各类中央机关的信任度普遍在八成以上，与爱德曼的数字非常接近。不过，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只有65.4%，大大低于中央政府21.8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公众的信任度更是低了23.3个百分点。”“它反映出中国的特色政治下，民众的一种畸变心态。亦即认为中央政府是良善的、正确的、谋求公共利益的；地方政府则是专横的、暴虐的、谋求地区、部门利益的。比如说，中央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但具体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阳奉阴违、歪曲政策，中央关注民生、地方巧取豪夺，等等。”“民众日益不满地方政府，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地方政府的权力需要规约，但在现有的权力配置条件下，又有谁能管束住地方政府呢？只有中央政府，于是对中央政府的诉求，就成了无奈之下的选择。”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北京《学习时报》署名宋惠昌的评论称：“最近几年里，一些地方发生了各种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有的事件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有的事件则在媒体上搞得沸沸扬扬，使有的部门陷入被动局面，凸显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社会信任危机。”“仅从这几个案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已经发生的事故定性问题上，社会公众与地方政府产生了对立，而对立的实质，是公众对政府公开宣布的结论，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是欺骗舆论。这就是说，在这些事件中，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对此，人们很自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国，‘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呢？从逻辑上看，这里的深刻原因只能是，人民实际上还没有把它视为自己的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这个政府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不能表达他们的意志。”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称：“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好像都是个别事件，而中国官方和媒体也总是乐意把它们称之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看，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是‘突发事件’，只会是自欺欺人。”“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成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彻底失败于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尤其在新世纪初以来，各级政府在GDP主义主导下以破坏社会的方式，来取得继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本身，不但没有起到维系社会和整合社会的作用，反而加速着社会的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