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陈独秀家中已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今年（2010年）八月应该是90周年，而不是要等到2011年才算90周年。1920年除了上海，还有广州、北京等地都有共产党组织。中共后来改为1921年建党，完全是为了塑造毛泽东的正统地位——毛是在1921参加了中共一大，只有将一大算作中共成立，毛才能算创党成员。其实，根据当事人回忆，中共一大一点也不重要，以至于当时的党魁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参加；所有人都忘了到底是哪天开的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面和人随便想了个日期，7月1日，与后来考证确定的7月23日，竟然差了三个多星期！
从历史上看，中共有种种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事实，与民族主义背道而驰；从思想上看，中共的理论体是浸透着专制思想的俄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左翼极端思想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组织的入侵和强占。把苏联当作祖国的中共，当然会把凡是能够出卖的，都作为给他们祖国的礼物。
中共在历史上种种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我们至今还在承受，譬如彻底丧失外蒙古等等。中共这些行为源于其基因，它骨子里根本就是苏俄的。实际上从成立那天起，中共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只不过是共产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经费、组织到政治路线，都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行事。而共产国际是直接受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根本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依归。俄国从彼得大帝起扩张了几百年，二十世纪的扩张，只是换以“共产革命”的名义罢了。无论从组织﹑资金和思想上看，中共都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伸向中国的魔掌。
第一，从组织上看，中共从一开始便是苏俄安插在中国的暴力卖国集团，直接受命和效忠于苏俄，为苏俄的国家利益效劳。譬如中共的成立，就是莫斯科指令的直接产物，目的是在中国制造战乱以保护苏俄利益。操纵中共成立的两个灵魂人物，一个叫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G.N.Voitinsky，1893-1956，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另一个叫马林（G.Maring，1883-1942）。据解密的苏共中央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即已制订了远东政策，当中第一条赫然写道：
“一﹑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立足于使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冲突。……”
多么触目惊心﹗而该政策的第一条实施措施，便是“组织中国党的建设”。（这阴谋计划，居然隐藏了七十多年﹗）于是，半年后，维经斯基便奉命经过刚刚占领的西伯利亚前往北京和上海，先后联络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陈独秀家中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也同时转变为中共的宣传杂志。次年俄共再派马林去上海，和另一个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中共最近才曝光其为共产国际间谍，1921年加入俄共，1938年因间谍罪被捕后处决）一道操纵中共的“一大”。这时陈独秀已不太听俄国人的话，没有参加，结果是对俄国人唯命是从的张国涛主持会议，会议议程头两项居然是两个洋人长达数小时的报告。会议期间还出现过戏剧性的插曲：头天按俄国人的意思强行通过的决议，第二天又强行推翻，张国涛竟然解释说“这还是俄国代表的意思”。陈独秀未出席一大却被选为总书记，也是因为列宁的指示：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由此可见中共听命于俄国人到何等程度。
第二，从经费上看，中共完全由苏共豢养。按中共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交纳的党费很少。”马林曾向陈独秀的副手周佛海透露，在中共成立的一年里，“第三国际用了二十余万”，而当时的中共党员不到一百人。这笔钱大到什么程度呢？比较一下就更清楚了：当时孙文的追随者，从部长到办事员，平均工资才20圆﹗中共召开一大前，马林带来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圆，回去时再给50圆，也就是说，光开一次会，中共成员就得到相当于国民党干部七个半月的工资﹗又如，马林收买张国焘，成立“劳动组合”以推工运，干部每月支薪，一个月就要1000多圆。陈独秀反对“雇佣革命”，张国焘则以“革命也要生活保障”为由极力坚持，因此受俄国人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