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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会”中，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做工作报告，高调重申“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鉴于吴邦国在中共党内排名，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其“五不搞”宣言，实际就是中共保守派、强硬派、顽固派在新世纪的集体宣言。
吴邦国的“五不搞”，对应“五搞”：要搞一党独裁；要搞专制舆论一元化；要搞权力垄断，不受监督、制衡；要搞党天下；要搞国有化。
前四条，摆出中共保守派拒绝一切进步的一贯死硬嘴脸；第五条，“不搞私有化”，甚为蹊跷。谁不知道，邓小平等人提出“改革开放”，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搞私有化；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为世人所公认。这个时候，却来重申“不搞私有化”，岂不是对现实的否定？也是对中共自身“改革开放”路线的否定，一种低级倒退。
当然，吴某等人心目中的“国有化”，也不过就是“党有化”，甚至是中共大小官员的“家有化”。吴某“不搞私有化”的意思，大概是，私有化在中共各级官僚身上已经落实，搜刮与分赃布局大致完成；此时，不宜再提“私有化”，否则会变成中国民众的私有化，危及权势者的利益。这个政权，既是暴发户，也是守财奴。“五不搞”相加，正是维护中共腐败集团既得利益的一套全保险制度。
说完“五不搞”之后，吴邦国还加了一句：“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自以为这个文字游戏玩得高明，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经意地泄露，他不过是故意漏掉了一个字，全句应是：“确保国家一切权力不掌握在人民手中。”
身为“立法机构”负责人，谈到“法律”，吴邦国又加了一个“不搞”： “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但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我们不搞；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但我国现实生活需要的，我们及时制定。”
这意思是：诸如民主国家那些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法律，“我党”绝不搞；而民主国家没有的，诸如让政府控制人民的“法律”，“我党”要赶紧搞。
吴邦国还振振有词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果如此，首先就应该追究中南海头目，追究邓小平未经立法机构授权，擅自调动军队，进京屠杀民众；追究江泽民毫无法律依据地迫害法轮功；追究胡锦涛在西藏和新疆等地以特务手段，挑起暴力，制造屠杀藉口；追究江、胡当局一再违犯《教育法》，为猛增军费、维稳费而刻意压低教育经费的违法行为……
表情死板的吴邦国，与那个表情同样死板的中共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相得益彰。该名女发言人，是这样谈“法律”的：当被问到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为何受阻时，她回答：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当被问到中共警方殴打和扣留外国记者是出自中国哪条法律时，她回答：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换言之，不论是姜瑜还是吴邦国，都争相对外界透露：所谓“中国法律”，就是“我党”的儿戏、遮羞布，怎么制订，是否遵守，全在“我党”的任意解说之中。你们要当真，那就是天真，太天真！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江泽民英语）
以吴邦国为代表的这个“不搞派”，其守旧、顽固、死硬程度，比诸当年的“凡是派”，大大超出。曾果敢出手、一举逮捕毛泽东亲信“四人帮”的华国锋，仅仅因为在毛死后的短短数年间还未来得及完全否定毛，就被邓小平扣上“凡是派”的大帽子而赶落下台。如今的“不搞派”，却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还公然阻挡历史进步、大开历史倒车。这才是，豺狼当道。
“搞”与“不搞”，在这里，对应的书面用语，是“实行”与“不实行”。按理，“两会”所及，属国家最高政治事务，相关表述，都应该使用严谨而庄重的书面用语。身为“国会议长”（“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居然在大堂之上，使用如此粗糙和粗俗的市井口语，真可谓：土得掉渣！表明，这个政权，靠土包子起家、并由土包子维持，逾六十年不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群当权者的头脑，何以如此陈旧、落后、腐朽。一群土老冒，与世界文明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