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 专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何谓“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何谓“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这个自我求善的过程，及其非毁弃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两种，一是政治行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为政治改良的初级阶段。后者是要对现存政治制度进行改良，是为政治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或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国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复较量，才产生了改良的新政体。但这个因革命才产生的“君主立宪”，及其逐步走向“虚君共和”的历史，却并不是旧政治制度实行自我改良的过程和结果，而是革命爆发后实现“调和”的政治产物。这个“调和”，在王室，是为让步；在民众，则为胜利；在国家，是为进步；在历史，则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王朝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为在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带来可能。虽然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并非专指暴力而已。前苏俄和东欧共产专制制度的垮台，就不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交替时期的日本，虽然在近现代进步的国际条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据走向了专制统一，即由封建式君主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式君主专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历史事实，只能说明它在实质上不过是整个专制制度发展范畴内的改良，即专制制度发展期的改良罢了。虽然它同样经历了武装改良、即“倒幕战争”的洗礼。
然而，政治改良却有“何种制度之下”这样一个前提。这就为近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改良的历史和现实，划清了“专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确界限。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内，首先，企图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或曰体制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进行政治行为的自我求善，便是专制改良，亦即专制改良的初级阶段。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满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当代东欧、苏俄的早期改革，都属于这一范畴。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处在专制制度衰亡期，为挽救这个制度及其统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至于中共，则连政治行为的改良都还没有达到，或曰还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专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专制制度、专制政体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对现存专制制度或曰专制体制，进行局部的、或过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宪，便是专制制度的改良，是为专制改良的高级阶段。然而，如前所说，若无其它条件的形成、推动和逼迫，历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质上虽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结果上却难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纯粹的民主改良，则是指在一个已经确认、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政治行为的改良。这个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经被确认和确立之后，所以，它才既是对于旧制度遗留问题的逐步克服，又是对于新制度下新问题的逐渐解决。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过程。当前东欧和俄国，以及今日中国台湾正在试图逐步解决的种种新旧社会问题，都是显明的例证。
因此，凡自称“体制内”的改良者，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乃是哪一家体制内的改良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但事关体制的性质，事关你立身于何种体制之内，事关你所推动的政治改良的性质，而且事关你个人在体制内外的政治前途。因为只要你试图突破原专制体制，而企图改良到另一个民主的体制里面去，那么，那个原专制体制就怕连体制内的一席之地也不会给你了！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末中国两代专制体制内政治改良者的下场，便是明证。尽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终都要坚持留在专制体制内，又坚持自称是所谓“体制内”的改良者，虽然你并不好意思明称自己要维护的就是专制体制，甚至更不管这个专制体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么，你要做一个专制制度维护者的决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应该说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论其身处“体制内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专制统治者学好改好的人，一些对旧专制制度和旧专制统治集团怀抱希望的人，或一些与专制统治集团以及其中的权势者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或有着利益和利害关系者。但是，他们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国家和平进步和担心国家混乱混战，才成为要求改良而反对革命者。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属天真幻想，却也是对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确认识的一个结果。但是，前东欧、苏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虽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历史事实，已经为非暴力的革命，展现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历史可能性。
因此，当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离我们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论争已经相去近百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辈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历经争论、冲突才汇而合之的老路，而是应该在推进祖国民主进步的同一条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冲突；目标一致，却又各显其能。除掉象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样，改良派们又要为着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对革命。那么，岂但革命和改良的论战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战胜改良的前途亦必然会出现在历史的面前。虽然我们相信今天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者们，他们大多数已经成为要求中共进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虽然我们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们已经不可能拒绝一切能够促成民主变革的种种和平方式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够联起手来以共同反对专制制度，中共专制统治者们，才有可能在革命这样一个倍显压力的政治压迫下，向人民实现妥协以接受和平变革。当然，中共若是继续冥顽不灵，等待着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汇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历史的前证，我们自然并不希望中共再将它覆灭的后证，提供给历史。
结论 中国共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绝大多数的中共党人，还是回过头来做中华的儿女，而不要继续去做马列的子孙。因为口口声声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共党人们，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信马列了。历史需要我们有如此的认识，历史也要求我们这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