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党”就告诉我们，1949年前的“旧中国”完全是漆黑一片，人民毫无自由可言。多亏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从此才享有了广泛而充分的自由权利。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多年来，我对“党”的这番教导一直信以为真。
照说，既然是广泛充分的自由权利，那当然包括言论自由拉。可是，当我长大成人，成为官方媒体的一名记者时，我才发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哪里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
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最集中的体现无疑是新闻自由。何谓新闻自由？简单的讲，就是搜集、发布、传送和接受新闻的自由，它包括公民创办新闻传播工具的自由，通过新闻传播工具发表自己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以及在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及其它文化活动中的创造成果的自由。
而中国目前不仅是世界上政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根据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有关全球新闻自由的调查报告在过去几年里,朝鲜中国伊朗一直排名在尊重新闻自由国家行列的最后面。对大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公民既无创办民间报刊的自由，也无自由采访、报导和评论社会现实的权利。就像我们媒体圈的朋友常在一起抱怨的那样，中国的记者有嘴不能自己想说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我们整个就生活在一个哑巴国骗子国和聋子国傻子国里。.
不过，由于“受党教育多年”，在我的印象中，“解放前的旧中国”同样也是没有新闻自由的。谁知最近看了些中国新闻史方面的资料，方才吃惊的发现，原来自晚清维新运动以来直至共产党掌权之前，新闻自由在中国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从来没有消失过。无论是在晚清，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政的时代，中国公民都可以自由的创办民间报刊，大众媒体也都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程度上可以自由的报导和批评社会，虽然与西方国家比那时的新闻自由仍然是不够充分的。
二
据专家研究，中国近代最早的民间报纸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创办的，而官方允许本国公民私人办报则始于清末的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3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上谕十条新政有一条就是准许民间办报办刊，由此迎来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第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涌现了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独立报人。
到了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筹备立宪期间，由于“通上下之情”被当成立宪的一个重要目标,办报被视为开启民智的一个重要手段,清政府对民间办报不但继续持鼓励态度,而且还第一次用法律确认和保障了国民自由办报的权利。
1908年3月14日颁布的《大清报律》第2条明确规定，只要是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中国人都有创办报纸的资格，即“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二、无精神病者;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在《钦定报律中》,将上述第三个要件修改为没有被“褫夺公权或现在停止公权者”。《大清报律》还规定，凡具备办报资格的人,只需于发行20日以前,将报刊的名称、体例、发行人、编辑人和印刷人的姓名、履历与住址以及发行所、印刷所的名称、地址各项,“呈由该管地方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即可。
随着清政府对私人办报禁令的取消，迅速发展起来的民间报刊逐渐成为晚清知识份子表达自己思想、议论社会事务的自由论坛和公共空间，极大的刺激了中国士人自主言说的精神觉醒，开创了他们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自主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的所谓“文人论政”的传统。翻开那时的报纸杂志，鼓吹改良的有之，宣扬革命的有之，主张保皇的也不乏其人，可以说各种观点意见在报纸杂志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统治阶层内部的一些开明势力不但积极支持民间办报，而且还能自觉防止出现报刊为政府所控制的局面。例如,1909年江苏咨议局“查得上海现行之《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或纯系官款,或半系官款,其按月由官津贴之款,更多少不等。”。咨议局逐通过决议,坚决要求停止官冒商名,或退归商办,或标明官办,以保障报纸作为“人民之喉舌,官吏之监史”的性质。（《上海报界之一斑》,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2 期,1910年1月6日）
三
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更加兴旺的发展时期。一九一三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
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
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国民党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不仅允许中共《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而且它还能不断发表十分尖锐的反蒋、反政府的言论。国民党大老于右任甚至还曾为该报题签！要知道，那可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年代呀。再者，共产党一向颂扬鲁迅的杂文是刺向旧时代的“投枪和匕首”，可鲁迅的杂文无一不是发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政的旧中国，这不正是那个时代新闻自由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么？！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观察，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晚清后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四
可见，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国民党时代，中国一直是一个有着新闻自由传统的国家，只是共产党坐江山后，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自由才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试想，从百日维新到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竟然连晚清时代的那点自由都没有！而中共一向还恬不知耻的宣称大陆有言论出版自由，自诩当前是维护基本人权最好的时期，中国是决心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和讽刺。
那么是谁扼杀了中国的新闻自由呢？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不难看出，罪魁祸首不是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声称让广大中国人民享有了广泛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共产党。
是共产党在掌权之后，推行文化专制，对中国民间报业史上的独立精神进行了毁灭性的围剿。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一夜之间，封杀了所有民间办报、办刊渠道，而一切官办报刊，也都成了党的喉舌，政府的传话筒。今天，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已不再有秉承独立精神的社会媒体，不再有真实、客观、公正地新闻报导与抨击时弊、批判政府的文章，不再有服务公众，独立于政府、公众、财团之外担当社会责任的民间报业。总之，不再有 “文人论政 ”的社会公共空间。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 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共产党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 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