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学医甫一年（西元1887年7月），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in Hong Kong）。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瑕，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间而附和者，在香港祇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国父孙中山先生之言论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国父孙中山先生与陈、尤、杨（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国父孙中山先生等为“四大寇”，此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言论之时代也，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犯难之交。
兴中会的第一个支会在1895年成立于横滨，第二个支会1897年12月就在台北成立。 兴中会台湾分会是陈少白先生到台湾成立的。
1900年，国父孙中山先生从国民革命初期失败的教训中，体认到国民革命在兴中会成立的最初五、六年间，没有创办出自己的革命报刊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以致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时代”，于是作出发行革命刊物的结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并于当年1月，派陈少白先生在香港创办兴中会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由陈少白先生任社长兼总编辑和香港同盟分会会长。这样，《中国日报》既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香港活动的大本营。
陈少白先生通中、英、日语文，口才敏捷，文笔凌厉。他主办《中国日报》首先改革版面，将中文报纸的长行直排改为短行横排，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目。其时保皇党亦设《商报》于香港，一开始陈少白先生就连续撰文与之开展论战，发挥了革命思想传播作用。当时《中国日报》任务艰巨，办报资金困难他都得设法筹集。加上来往人员众多，招呼食宿或临时安排工作等等，都得认真应付。报社职工不少在生活上表现散漫，工作不大守时，有些人还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陈少白先生为此订出出勤纪律制度，自己带头执行，如有逾时起床，就去拍床叫醒，即使是至亲胞兄，也毫不包容，因此职工称之为“番鬼脾气”。
从1900年至1905年，陈少白先生主办的《中国日报》一方面多揭发清政府腐败无能和丧权卖国，另一方面报导惠州、上海等地革命党人的反清廷活动，对于留日学生的风起云涌的革命真实情况，也作了详细的报导。至1906年，才辞去《中国日报》和香港同盟分会的职务，转而经营实业。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少白先生淡泊名位，不恋仕途，只在广东军政府出任几个月的都督府外交司长，孙中山先生1921年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当过顾问，佐理外交，也是几个月就辞职去任。以后随孙中山先生赴广西挥师北伐，也不挂官名。1932年南京政府邀请他晋京“共商国是”，同样不接受任何官衔。
陈少白先生不仅自己不思做官，而且告诫子侄族人，不要凭借他的关系晋身政界。1922年后，他毅然回到外海，担任一个小小的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以一个党国元勋之身，在革命功成后退居乡下，受到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尊崇与敬重。
陈少白先生回到广东江门市郊外海镇，不当豪绅坐享清福，却主办了多件好事，开筑由江门至外海的公路，建金溪桥、石咀桥；修筑大康路、杏林路、中华路，建中华市场；担任乡第一小学校名誉校长，带头捐资兴建三座校舍。在他的带动下，乡里的王昌小学、远贻小学、舸吕小学、教睦小学的校舍，相继由乡人投资建设，并做到全乡学童免费入学。他提倡绿化，在他的住宅四周以及公路两旁引种了小叶按树，以后扩展到所有的荒山野岭，都种上树木。他禁赌。1931年广东全省征收赌捐公开开赌，陈少白先生不好公然反对，却命乡勇站在各赌场门外劝阻陈姓子弟进入，使赌商无可奈何，被迫关门。
陈少白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没有伸手向胜利后的国民政权索取非份的钱财。他在香港九龙牛油湾的住宅，是由他因维持汉铁路权益所获的酬金兴建的。在乡间除自己住宅所需购置的土地外，并未购买田地从事收租剥削。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越秀山文修文澜阁，作为给陈少白、尤烈、杨鹤龄三位元老颐养的“三老楼” 而陈少白先生却很少享用。陈少白先生居乡期间，还写成《兴中会革命史要》为国民党中央国史馆所收藏。1934年12月23日，陈少白先生病逝北京，停居西山舌云寺，这也首是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停灵的地方，故挽联中有“生奔死赴，碧云恨继中山”之句。翌年l月，乡中筑基告成，才运枢归葬，参加葬礼者达数千人，挽联637对。这些挽联“开济艰难推此老，中山朋友独斯人。我来恭祭无穷感，愿祝英灵护国民！”，对其“终身革命而不做大官”的高风亮节，都不约而同地寄予无限的景仰。
一个国民革命报刊最早的开创者和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先生，就是这样仙风鹤骨地走过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