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编者按：农民口中蒋介石的坏与中共的所谓的好，很大一部份是中共体制中的宣传，随着史实的揭露，才逐渐还原民国期间的真实情况与中共政策的重大疏失。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1.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其他地区的意见，也是大同小异。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虽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并无二致。再具体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虽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体感受不一样，结论却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如安徽一个农业厂的技术员汪朝元总结说：“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江西等地的民众说：“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吃青菜，还要劳动。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耕田(农民)马吃谷(干部)。”(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29页。)这种牛耕马谷的言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流传。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泽东批小脚女人，掀起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论，直接批评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如山东的“右派言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面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