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自己对“两案”审判的反思，写得很好，值得后世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兹录于此：
“为什么把毛泽东当初定下的把我们几个‘养起来’的政策改变，搞公审了。为什么采用这么极端手段？还有更高明的整人手法嘛！把事作得这么‘绝’，我都有些为他们想不通。但是执意要这么干，毕竟有他们的理由。我想来想去，理由很多，至少有这么几条难于说出口来。
其一，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引下，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化。通过起诉书，把高级干部划分‘红榜’与‘黑榜’，把过去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避开了毛泽东的责任，由别人来承担。这样‘快刀斩乱麻’，把过去的怨恨和纠缠作个了结，并为一些整人的人开脱了责任。
其次，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取得预想的那么大的成绩，反而有许多挫折，如‘反右’斗争、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给了人民伤害。否定建国以来毛泽东领导中国、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减少人民对党执政失误的怨气和不满。对毛泽东不好说出口，就往林彪、江青的头上说，以便有一个让群众宣泄的渠道。
再者，把刑法引入党内政治生活里来，今后若是谁人有了不同意见，必要时可以打成‘刑事犯罪分子’。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对不同政治见地和不同派系的人用刑法去整人，这可比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整人厉害多了！”（页852－853）
对于“公审”的负面影响，邱会作认为：
“一是公审过多地追究了在中央工作的人的个人责任，而没有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弊病上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中国的改革，经济方面有声有色，政治改革明显滞后，许多政治上消极腐朽的东西又出现了，并在相当程度上蔓延开来，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是公审把刚刚恢复的党内民主又削弱了，大权又集中于个人，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又重新抬头，党过多地牵就某些个人的意志和好恶，以致后来发生了几次党的最高职务领导人的突然变动，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是公审原想给人民一次对党的失误的宣泄机会，借此提高党的威望，但是做过了头，就适得其反了。”（页853）
三十、黑暗的秦城监狱（原文三十章有重复）
（1）为何在粉碎“四人帮”后还要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
众所周知，军委办事组诸人因为追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为毛泽东所不容，因而借着“九一三事件”将黄吴李邱从军队重要岗位上拿下，关到北京市卫戍区看管起来。毛死江囚后作为当年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军队将领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公正的处理。可为何反而将他们关进监狱，变成了“敌我矛盾”的性质呢？
邱会作当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邱会作在狱中反复思量“我的案子，中央查来查去，结论也下过几次了，我们是因为反对江青一伙才开始挨整的，但是在打倒‘四人帮’三个月之后，还要把我关进监狱，毫无道理。为什么对我干出这种‘四人帮’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想来想去，华国锋哪是什么‘英明领袖’？他突然间得到了最高权力，担心守不住到手的江山，怕“放虎归山”才对我们这些曾掌握过军队的人倍加防范。我判断，华国锋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所有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都防范，对刘少奇的人要防范，对邓小平的人要防范，对“四人帮”的人也要防范，到头来，他会把人都得罪光。”（页747－748）
笔者以为，邱会作当年的这番想法不可谓不错，但是时隔多年后，我们还应对当时的整体政治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第一，华国锋之所以在当年被毛泽东所看中，也是因为华国锋属于文革一左派，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时所看中和信任的人，其实这如同毛泽东重用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等人是一个道理。如果华国锋不是这样人，毛泽东也绝无可能起用华国锋让其担当大任。然而，华国锋在中央的根基甚浅，本身又没有特别的本事，毛泽东一死，华国锋背后的靠山也就不复存在了，华国锋马上就面临了来自江青等人的直接挑战。华国锋本人尚不属文革极左派，在中央内部没有自己的人马，江青等人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但是硬说江青等人马上就要夺华国锋的权“搞政变”并无实际根据。此时的华国锋空有名分却没有掌握真正的实权，不得不依靠党内元老集团，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就抓了毛泽东的夫人和亲信，华国锋如何对外加以解释呢？华国锋必须对外宣示自己才是毛泽东的正统嫡系传人，因此他们还是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毛泽东原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华国锋当年标榜的“抓纲治国”。抓什么纲？当然是抓“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当年打倒的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华国锋自然无意予以平反、解放，更遑论黄吴李邱等人了。
第二，我们还尤需注意另外一个人－－汪东兴。汪东兴当初也是林彪阵营里的坚定份子，是打击张春桥的急先锋，在庐山会议上跳得比谁都高，起的作用比谁都大，但是毛泽东却鬼使神差地竟然放了汪一马，汪东兴成功地从林彪阵营脱逃而出。别人也许不太清楚此事，但军委办事组诸人对此却是心知肚明。“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黄吴李邱落井下石，积极向毛泽东、周恩来进言抓捕黄吴李邱，也是为了洗刷自己与林彪等人的干系。1976年10月“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汪东兴原本就是搞冤案和政治迫害的积极参与者，如果解放了黄吴李邱这些原军队高层将领，难免他们这批人不会班师回朝重新掌权，如此一来，汪东兴就可能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对汪东兴的地位就会造成威胁。汪东兴此时一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压、迫害黄吴李邱等人，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事实上，正是汪东兴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里极力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众多中央大员们的批判，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2）令人发指的黑牢生活
秦城监狱之黑暗，已有很多监狱过来人曾经予以描述，包括王光美、王力、吴法宪等。但是读罢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对这一反人类的法西斯监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往我们曾经读过共产党声称是如何在国民党的监狱－－白宫馆、渣滓洞作斗争的，但是国民党的监狱比起秦城监狱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笔者在此简单地将邱会作的回忆复述一下：
首先，秦城监狱的监管永远都是单独监管，牢房只有几平米大小，见不到其他囚徒。一个月之间放风次数很少，时间也很短，放风的“院子”只有十平方米不到，周围是四五米高的围墙，上面则是铁丝网。如此之“院子”被称为“风圈”。如果被监管人不慎得罪了监管人员，连续几周都得不到放风。此外，还要经常搬家，从一处牢房搬到另一处牢房，目的是让囚徒们永远搞不清监狱的路径，也防止监管人员与囚徒建立良好的关系。（页749）
第二，囚徒的生活永远处于饥寒交迫的状况。监狱冬天异常寒冷，却不给囚徒牢房供暖，还谎称暖气系统被造反派搞坏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大都是粗面馒头、玉米面窝头、掺了砂子的糙米饭，清水煮白菜、土豆汤等，且让人吃不饱。更为侮辱人的是，送牢饭时不打开牢门，而是从门下开一个二十公分大小的洞，囚徒取饭时要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才能把手伸出去拿饭。邱会作几次绝食抗议，看守们才不得不收敛放弃。（页751）
第三，灭绝人性的摧残折磨。秦城监狱从不给囚徒发衣服，更不用提日常必备的内裤、背心、袜子等。邱会作在秦城被关押三年，简直到了衣不蔽体的程度。邱会作刚被关进秦城时，卫戍区带去多套换洗衣服、鞋袜等物，但是狱方就是不给。当邱质问他们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你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你是装糊涂还是假天真？你的物品连你家里的一切都收缴了。我们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要发给你衣服以前，就是不给！”1978年的冬天邱会作只有光着身子穿上棉衣棉裤度日，而棉衣和棉裤已有两年没有洗过，汗渍和油污早使它变得光溜溜、冰冷冷的一片硬板。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鞋子和袜子穿烂了，狱方也从不配发，邱会作平时只能光着脚。冬天放风时才给一双旧棉鞋和一双线袜子，且规定不放风时不许穿。冬日里只好用被子包住脚度日。如果囚徒生了病就更为痛苦，因为平日里基本上无医无药。1979年之前狱方对囚犯几乎没有任何治疗。如果不幸生了病要吃药，不但要不到还挨骂，后来即使有了医生，态度也极差。（页752－754）
事实证明，秦城监狱是一个更加黑暗的监牢。共产党自己的人尚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集体关押，还可传递监狱内外的消息，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并设法完成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甚至可以秘密向外挖地道，得到狱外党组织的营救等等。但这一切在秦城监狱均无丝毫的可能发生。秦城监狱这一反人类的法西斯监狱到底折磨迫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摧残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真的是数也数不清了。但是笔者相信，这座毛泽东与中共的“巴士底狱”迟早会被彻底推翻，他们所犯下的反人类罪也迟早会被彻底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