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说，被称为中国“长城防火墙”(GFW) 之父的国家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近日在武汉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被愤怒的同学们“赐予”了扔鸡蛋和拖鞋的“礼遇”。对此，有武汉大学校友在其博客中写道，不管那位同学是不是武大学生，作为武大学子的我，还是为在母校发生的这次“壮举”感到十分骄傲与自豪。同时，也促请那些此前在网络上曾为此举贴出悬赏的网友们，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尽管如此，据我所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为方校长的这次遭遇打抱不平，认为方不过是一介技术人员，只是在忠实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而已，因此，针对其个人采取的这种行动未免过于偏激。
中选网上作者杜次郎的博客文章说，其实，这种论调并不仅仅被拿来为方校长辩护，针对近来某些事件中的无论是城管也好，法官也罢，也总是有人以所谓“身不由己”为理由，替这些人开脱。客观地讲，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作为一个可恶制度的体制中人，如果不能按照体制的要求去作恶的话，那就意味着其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永远都只能在体制的边缘徘徊，甚至说不定哪天就会因为坚持原则，而被这个体制淘汰出局。如此看来，他们的确有着种种“身不由己”的理由，但问题是，仅仅因为这些所谓“身不由己”的原因，一个有良知的个人难道就应该无条件服从于这个邪恶的制度，进而为其助纣为虐吗？！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那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作为德国纳粹党的高级官员，艾希曼曾经是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可以说，其手上沾满了数千万犹太人的鲜血。但他本人却并不是一名丧心病狂者，就是在履行其“刽子手”的职责时，他的心中也曾经有过那么几分钟的傍徨。但最后，在所谓 “身不由己”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他还是将无数的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继而又送进了毒气室。面对这样一个仅仅只是“忠于自己责任”的犯人，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决呢？当然，历史对此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最严厉的判决 ----- 绞刑。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一位曾经的东德士兵，被指控枪杀一名企图翻越柏林墙的无辜平民。当那名士兵以这是“长官的命令”为自己辩护时，那位法官却说出了一段至今都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那就是：你虽然被命令向平民开枪，但却没有被命令必须杀死他，你当时完全拥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义务。的确，在良知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义务。再回到我们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所谓“身不由己”者并非真的“身不由己”，尽管体制是罪恶的，但这也并不能成为你协助作恶的借口。
杜次郎的文章又说，就算方校长的确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也许他的内心深处也曾有过对这种行为的怀疑，但只要你做了，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道理很简单，上级领导们并没有让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逼迫着你去开发什么“长城防火墙”，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即使不接这项工程的话，也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或体制外生活得很好，但是，你却在强权和良知面前，还是选择了强权，抛弃了良知。所以，这绝不是一句什么“身不由己”就能为自己开脱的。
与此同时，那些为这类体制内作恶者辩解的人，不知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并非真的无从选择，比如说，当今已经被公认为是全民公敌的那些城管之流。难道说，这个可恶的体制真有逼着他们去为非作歹的力量吗？难道真有人拿枪顶着他们的脑门，去逼迫其对小贩们大打出手吗？难道他们的生活境况已经到了不当城管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了吗？其实，身处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几乎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面临这样的选择，总会有那么几次，人们被迫在坚守良知和为这个体制充当打手之间作出抉择。要知道，坚守良知很难，屈服于强权和种种诱惑却很容易，但良知和正义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也许说不定哪天你就要接受应有的“审判”了。这种“审判”，可能是未来某一天被送上法庭，也可能就是眼下的飞鞋和鸡蛋。
文章最后强调说，在我们这个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风险和成本都相当高的国度，人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能够为公众利益挺身而出，但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守住作为一个“人”的底线。改变自己，或者说，别让这个专制制度改变你，固然并不代表就能改变这个国家，但就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国家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不要让自己堕落成为新时代的“艾希曼”！这就是本文的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