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三一年与张君劢等同组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七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摘自《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关于罗隆基的这个条目，似乎缺少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分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二号人物。这个经御笔定下的铁案，至今也未见发布官方文件，予以废除或更正。我听别人说，在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发过一个文件，说明章罗联盟的“不存在”，可惜这个文件几乎无人知晓。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章伯钧）让我对一个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罗伯伯。”
这个罗伯伯，就是罗隆基。他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所以看上去这个罗伯伯比父亲要小五、六岁的样子。似乎父亲对他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五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二十二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六月二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锡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打了个招呼：“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
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六月二十一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
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二十五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璧说：“你何必那样慌嘛。”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决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党三派，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支持下，一九四一年于重庆成立。三党是指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这个疾症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大有发展。当时在民盟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一九四七年在上海，黄炎培去医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罗隆基的时候，曾同他商议要把盟内个人份子（在重庆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同救国会、第三党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黄炎培转到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便放弃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则由罗隆基去实践了。当然，退出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此时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内以形成一个力量。这样，从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⑴、曾昭抡⑵、范朴斋⑶、张志和⑷、刘王立明⑸、周鲸文⑹、叶笃义⑺、罗德先⑻、张东荪⑼。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直至反右前夕，这种情况依旧。一九五六年的八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谈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会议由黄药眠主持，一整天的会，共提出一百条意见。其中针对民盟中央领导的意见，就是宗派问题。
与会者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利于谁；不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不利于谁。”
“他们小宗派之间的妥协，表面上象团结，实际上是分赃。”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问：“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团，盟里为什么派黄琪翔去？根据什么原则？”黄琪翔来自第三党，显然，这个质问是针对父亲的。而言者为“无形组织”成员，自属罗隆基手下。可见，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了解以上的历史情况，对罗隆基看到父亲承认章罗联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态度，便不足为奇了。
个性强直的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认章罗联盟，在会上不但面无惧色，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
这么嚣张，自然要被好好地收拾了。罗隆基的主要身分是民主党派，于是，主要由民盟中央出面，组织高密度、长时间、强火力的批判。批判会一个紧挨一个，有时是挑灯夜战，午场接晚场。
6月30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名曰座谈，实为批判。它拉开了揭发斗争罗隆基专场的序幕。
7月3日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风座谈会，继续揭批罗隆基。
7月5日晚7时半至11时，在同一地点举行的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风座谈会，仍是揭批罗隆基。然而，于一周之内搞的这三个“批罗”专场，统战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预想的效果。
在反右批斗会上，罗隆基的“无形组织”与右派小集团无异，成了众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吴景超、费孝通，上海的彭文应、陈仁炳，四川的潘大逵，山西的王文光，湖北的马哲民，苏州的陆钦墀，江西的许德瑗，浙江的姜震中，云南的李德家，湖南的杜迈之，青岛的陈仰之，南京的樊光等，也都归到“无形组织”中去。挨批挨骂的罗隆基在对自己的“罪行”死不认帐的同时，不得不向左派求饶，恳请他们能实事求是一些，不要把所有留英留美的教授、学者或与他有私人往来的高级知识份子，都归入“无形组织”。民盟中央的左派及其背后指挥者哪里容得，终将他们一网打尽，个个点名批斗。
7月21日至31日，根据统战部的指示，民盟中央的整风机构和人事安排，做了组织上的全面调整，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四个工作组。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即调查研究组组长和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均由胡愈之兼任，他的夫人沈兹九任调研组副组长。
上边认为对付罗隆基这样的人，还须对外发动宣传攻势，对内鼓舞士气。于是，7月31日下午，民盟中央邀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关同志，专门研究了对民盟中央反右斗争的宣传事宜。第2天（8月1日下午2时半），邀请民盟中央全体干部参加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举办的庆祝八一建军节30周年纪念大会。民主党派的反右将士从中共领导机关那里，获得了直接的教育、鼓励和推动。
8月5日下午2时半，重新组合的以胡愈之为核心的民盟左派骨干力量，全部聚集在东总布胡同24号，即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家中，召开关于商讨对罗隆基揭发批判问题。这个对付罗隆基的商讨会，开了整整3天，到7日下午结束。
8月9日下午3时，整风领导小组召开了碰头会，具体研究了定于翌日举行的批判罗隆基大会的准备工作。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布置发言。发言者的名单送统战部批准。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负责宣传的工作组，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发布了定于当日下午揭批罗隆基的消息和经过周密准备的某些内容。民盟有些副主席，如素来讲话平平的高崇民，怕不是他的对手，故主持人由其灵魂人物胡愈之，亲自披挂上阵。规模也空前扩大，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共200余人与会参战。批判的火力配置相当充足：长枪、高炮、短刀、暗箭，一应俱全。民盟在赤日炎炎的天气里开的这个批判会，其深度、广度、长度让其他几个民主党派，难望其项背。这让记忆力惊人的罗隆基记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
下午2时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会开始（会议称为“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会上，胡愈之首先点明要罗隆基交代对共产党的态度，具体一点说，是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态度。罗隆基支吾了30分钟，只承认自己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所讲的“平反委员会”是反共的，只承认他和其他右派份子存在着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联系。其他概不交代，并说：“一定要我交代，我只有扣帽子过关了。”
在大家表示了极大愤慨之后，随即对罗隆基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准备的揭发批判。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登台便骂，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骂他“从腐朽的英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无耻到极点”。接着，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历史学家吴晗对罗隆基个人历史的叙述还在其次，而其中的两条揭发材料，因颇能突显罗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历史价值的内容。一是解放前夕，吴晗从上海转到解放区，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钧儒，信中罗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话说至此，吴晗声明：“我当即觉得信中主张十分荒谬，也就没有将信交出，而信内所言条件，自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后来证明，这封信是张澜、黄炎培等几人在罗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执笔的。
吴晗揭发的另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之会面。
周公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吴晗对此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对吴晗的发言，罗隆基很不以为然，他和父亲一致认为：吴晗的积极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个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对立的章罗在对吴晗的看法上，却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发言，是从罗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杂志发表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两篇文章谈起，批判他“一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创造‘党天下’谬论的鼻祖。”
梁思成的话是对的。的确，罗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对“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故在文章里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罗隆基既然早在20年代，就第一个提出了“党天下”的概念，又明确地阐释了它的政治文化内涵。那么，梁思成所说的“储安平不过是重复罗隆基的话”，该是恰当的了。这个与罗隆基同为清华校友的梁思成，既没有造谣，也没有说错。
从1929年即在吴淞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与罗隆基共事、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周新民揭发的是罗隆基坚持“中间路线”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所以，他的揭发是切中命脉。
他说罗隆基在建国前，曾为张澜起草一信给沈钧儒、朱蕴山、章伯钧、周鲸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发表文件响应中共“51”号召的时候，要留意两点：（一）“积极标明民盟一贯政策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并说明此项政策，至今未变，但和平团结之路线，必为政治协商，而民主统一之保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说明民盟为独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团体，坚守政纲政策，绝对独立，明辨是非曲直，决非中立”。
周新民揭发的另一项内容，是关于1949年12月～1950年1月，民盟开4中全会扩大会议时，章罗两派为争夺领导权而僵持一个多月的事情。这事，民盟中央的人晓得个表皮，但经他的陈述，其内质得以显现。周新民说：“这次全会，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张东荪深为不满，但是他们鉴于大势所趋，又不敢公开反对，乃借人事安排闹得4中全会开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范朴斋等4人曾请求周恩来出来帮助和指导。周总理接受他们的请求，约定沈老（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以及其他负责同志于某一日晚间，到国务院西花厅商谈，沈老和其他负责同志均准时到会。等到深夜12点钟，罗隆基和张东荪仍拒绝不来，四处打电话催促，罗、张始写一信派范朴斋送来。经周总理严厉批评，范朴斋又仓皇奔回，报告罗、张，到了深夜一点多钟，罗隆基、张东荪才狼狈而来。”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双方遂达成妥协——盟章上从此明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而那时的父亲，正跟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眼前的现实，使他难以认识到“接受党的领导”的深远意义。
这里，我又联想起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件事：罗隆基一直很想参加新中国修改宪法的工作，特别是想修改宪法里的总则部分。1956年他曾对别人讲，现在中国的这部宪法仍是一个各党派拟定的“共同纲领”，实在不象一部法。这也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绝无动用宪法去确认一个具体政治党派之领导地位的先例和规矩。在这方面，父亲的觉悟要晚些。他是从事事必须请示统战部、交叉党员过多、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行为与现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党的领导”，并认识其理论荒谬。幸亏罗隆基死得早，没瞧见毛泽东用党章来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则，他那张嘴，不知还要说出些什么难听的话来。
第3个发言的，是费孝通。他必须要站出来揭发批判。因为1956年罗隆基3次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发言稿里所谈知识份子问题，曾向费孝通征求意见；费孝通所写《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所以，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费孝通气愤地说罗隆基：“做的3次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发言，是公开挑拨知识份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份子，宣传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针，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
罗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庄严的会场上大谈特谈知识份子，是因为他始终认为新政权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知识份子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高级知识份子的问题。他说，当前知识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是心存顾虑。顾虑有二：一为政治顾虑，一为业务顾虑。是种种顾虑使得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潜能没有发挥，个别留学生甚至在“拉板车和摆烟摊”。其原因既来自“党对他们的使用和待遇不当”，也由于“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于是，罗隆基提出了一个“党和非党关系问题”的概念，并认为解决中国的知识份子问题，就是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要消除两者间的隔膜，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
罗隆基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从回国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大学、光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都开课。热情高涨的他既用笔、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宪政的一整套理论及行为模式，带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带给年轻的学子。建国后，罗隆基做了官，不再当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对留美归来，在北大任教务长的化学教授曾昭抡说：“高校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政府不应该强迫教授去学俄文。对于院系调整许多大学教授都反对，只是没有办法才服从，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会上，曾昭抡把罗隆基的这个谈话作为他反对共产党文教政策的言论揭发出来，并声明：“据我所知，与罗所说的相反，1952年以后，绝大多数的大学教授，对院系调整是真诚拥护的。政府行政部门只是鼓励教师学俄文，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学。”
其实，民盟的人都知道这个曾国藩的五世孙与罗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须站出来，说出点东西才行。
继曾昭抡发言的是盟员赵文璧，他颇得罗隆基的信任，被罗从上海调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开始的时候，赵文璧对罗隆基是有几分同情的，曾劝他主动交代的，在听了罗隆基伤感地说到“10年的亲密朋友浦熙修当面绝交，八年秘书邵云慈写信检举，还有孙平毅秘书在民盟整风会上也声色俱厉驳斥我”的时候，也是悲哀难咽，不觉泪下。而此刻面对这样一个批判会，他也不得不加入检举者的行列了。因为惟有实实在在的揭发检举，才有可能使自己逃离恶浪狂涛，不致灭顶。
赵文璧的检举揭发的内容分7大类，共52条。一类是罗隆基的近期反动言论，如他说：“胡风问题搞错了，得罪了300万知识份子，使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一类是罗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党行为，比如当部长上班第1天，便讲：“在行政单位，是以政为首的，不是以党为中心的，党必须服从政”。再一类是关于“无形组织”继续往来的记录，均有文字为凭。还有一类是有关罗隆基的品质问题，如说罗隆基是“无钱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药生意”，“托梅（梅贻琦）夫人由重庆带药”……等等。
罗隆基对赵文璧的发言，可谓印象深刻。因为在几年后，他对父亲谈起反右批判会的情形，总说：“我自己说的话，常常忘了，而有人记性好，多少年的事儿，说出来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没半点含糊。”这其中所指“记性好”的人，便有罗列52条罪状的赵文璧。
罗隆基与民盟主席张澜的关系一向不错，现在一些报刊发表罗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2人在上海的合影。他俩身着长衫，面带微笑，悠然的神态与融洽的关系，在洋楼与松柏的映衬下，是那样地生动。罗隆基非常珍视和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记载着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罗隆基同张澜共患难的岁月沧桑。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请张澜和罗隆基同赴解放区的。张澜患有口吃症，所以对外工作，如接见新闻记者和外国记者，都十分倚重罗隆基。了解到这样一个历史情况，民盟整风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让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出场，则显得很有必要。而吕光光的发言，也正是控诉罗隆基“为了实现反共阴谋和政治野心，一贯要挟、劫持、陷害、辱骂张主席的罪行。”控诉之前，特别声明“别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他“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有责任就张主席生前告诉过我的事实，揭发出来。”
浦熙修⑽是与罗隆基同居10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200元钱，怀疑是王所为，王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后罗隆基又借故说王偷看《参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事后查清，偷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跟着，浦熙修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汗如雨整3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1949年6月罗隆基刚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父亲读罢这篇发言，对母亲说：“无论是出于解脱自己，还是真的以为努生反动，看来，浦熙修是下决心要和老罗分手了。”
注释⑴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注释⑵
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注释⑶
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释⑷
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于川军，历任连、营长，刘文辉川军总司令部参谋，后又兼任兵工厂总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四川日报》《新川报》。大革命失败后和陈静珊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又在家乡办敬亭小学和中学。1932年脱离川军出蜀。1934年出国考察，并到苏联参观，回国后曾去两广鼓动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革新号。同年底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复党籍，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与陈静珊等合办《新民报》、主编副刊《政经周刊》，应王陵基相邀，经党同意，任30集团军副团长及总司令部参谋长，赴武宁抗日。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支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西南高级军政人员统战工作。1942年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引与周恩来见面，后促成刘部起义。1945年在成都出资开办健诚实业公司和临邛茶厂，掩护地下党和进步人士。1949年后，当选为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⑸
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20年代初开始创办妇女刊物，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传富民强国，要求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生育，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业社等。抗战前，在上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一定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抗战期间，又在四川叙府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后者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她还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员、难民和天津流亡学生，并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了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建国后，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⑹
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秘书长。建国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注释⑺
叶笃义（1912～）：安徽安庆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委员、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后任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长、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注释⑻
罗德先：生平不详。
注释⑼
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注释⑽
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发行广告，后升任记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纪行》等。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继续召开罗隆基的批斗会，被称之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座谈会。会议仍由胡愈之主持，首发阵容是抱病而来的马叙伦。老头可怜，只讲了5分钟。说了句“罗隆基一贯坚持‘中间路线’，所以反党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细胞的。”便被人搀扶着离开了会场。实际上，上边也不需要马叙伦多说，表个态就行了。
相继发言的人有：高天、冯素陶、许广平等人。大轴，仍由浦熙修担纲。
8月19日民盟中央举行第八次整风座谈会。这次批斗罗隆基的会议，由史良主持。也许是因为民盟左派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也许由于史罗之间曾有过的感情瓜葛，这一天，罗隆基的表现尤为恶劣，不仅对别人的揭发，概不认帐；而且“把上次说过的话，又全部赖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气得痛斥他“是一个以狡猾无赖著称的家伙”，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训，秣马厉兵整10日。这其间于28日下午3时，在沈钧儒家中，举行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史良报告：（一）罗隆基交代与张东荪的关系问题的这部分，因涉及张东荪叛国案，《人民日报》未予发表。这是中共全面考虑问题，是正确的。（二）本周内决定连续两次批判罗隆基。（三）虽然大家要揭发彻底，但一定要责令罗隆基自己老实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办法，在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鉴了“肃胡（风）”运动的手段，收缴到罗隆基从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准备停当，于8月30日和31日，连续举行第9次扩大整风座谈会，继续批斗罗隆基。会是以他的交代做开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适、同张东荪等人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无形组织”的问题。尽管他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但是以胡愈之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认为，罗隆基“仍旧是避重就轻，避近就远。”“只承认了一些鸡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实，只承认自己思想落后，特别是对于他的反共集团在1952年以后的阴谋矢口否认。”
为什么统战部和民盟左派会认为罗隆基的态度恶劣？除了批判会上的态度恶劣，他私底下的表现也恶劣。会上，罗隆基秘书邵云慈揭发他在家里不老实写交代问题，居然给刘少奇委员长写信，说：“人大江西小组和民盟中央只许交代，不容解释。解释则说成狡辩……就是法庭被告亦应有解释权利。”又说：“上边（指中共）对我们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大冤狱的事自古皆有，岳飞不是屈死的么？”这样的话，令领导反右的人和拥护反右的民盟左派无比愤怒。
有着中共党员身分的李文宜和萨空了，亮出罗隆基写给赵文璧、潘大逵、范朴斋等人的“密信”，边宣读、边分析、边批判，有力地证明罗隆基反共集团所进行的阴谋活动。可以说，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罗隆基心窝的利箭。
继而，浦熙修、赵文璧、叶笃义、曾昭抡在一条又一条的补充揭发中反戈一击、争取立功赎罪。全国政协国际问题组副组长吴茂荪、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徐伯昕、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张澜之子张乔蔷，还从各自的角度相继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言行。
与民盟批斗会相穿插的，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全国政协组织的、森工部组织的、新闻界组织的、外交界组织的批判会。罗隆基在哪里兼职，哪里就有批斗。兼职越多，批斗也越多。于是，罗隆基活象一个赶场的名角，赶了一场又一场，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每次批斗会上的发言经过整理归纳，形成新华社通稿，第2天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中央报刊。民盟更是及时地把这些材料归纳整理，打印出来，并装订成册，发送到每个中央委员手里。
人缘这东西，在中国厉害无比。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研究“57”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于15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
父亲对罗隆基的性格是有认识的。他常说：“努生的脾气在欧美无所谓，在中国就要得罪人。”有一次，还举了个得罪邓初民的例子。
我问：“是不是罗伯伯做了对不起邓初民的事？”
父亲答：“不，他没有做亏心事，只是因为一句话。”
那是在1956年，为了商量《文汇报》复刊的事，罗隆基在家里请了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章乃器、徐铸成等人，做个复刊筹划。邓初民、陈劭先也赶来，这两个人一到，罗隆基的心里就不大高兴。可作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罗隆基偏不，把脸一拉，说：“现在有两个教条主义者在座，我不好谈话。”话一出口，把个邓初民气得要死。
父亲说：“努生这样做，自以为占强，其实吃亏的多是自己。我主张中庸，民盟中央开工作会议，我请地方同志吃便饭，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讲：‘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间相处的社会关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马列主义。’这话让人家批判我是搞两面派，政客作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我认为必须这样处世。努生的性格有可爱之处，有度量的领袖还可以容纳他，但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风在内，恐怕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他的活动天地。”
果然，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领导反右运动的人，当然也鼓励大家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们找来一些人专门揭发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罗隆基反动罪行材料，也不忘将这方面的事纳入其内。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于生活琐事，很有吸引力。她说：“我在他家3年零6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隆基爱摆弄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弄边对王爱兰说：“这个收音机是进口的，你知道是谁送的吗？”王自然想知道。罗隆基告诉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爱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出来，使得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他曾叫我清点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拿到哪里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道吗？’我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美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图。”
王爱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出来，总之，1年365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请来的第2个做重点发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现出极大的义愤，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些，他又骂道：‘我是病人，你们要冻死我吗？’罗隆基还常骂警卫：‘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揭发罗隆基在国外斤斤计较生活享受的事情。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总同别人比住的房间，比汽车，甚至连抽中华牌香烟也要比，看谁抽筒子烟，谁抽纸包的。1955年到赫尔辛基开和平大会。代表团第1天的深夜抵达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劳，而住在六层的罗隆基忽然打电话给住在一层的工作人员，问：“你们怎么分配房间的？为什么我的房间里的浴池没有水？”等翻译找到旅馆的服务员一同爬到六楼，他又说：“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这些工作人员还说，他每次出国对开会没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美国电影和杂志，遛大街，办货。他借公家许多外汇买衣料、药品和香烟。不仅自己买，还给浦熙修和干女儿买。
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厅的人揭发罗隆基每逢体育馆有精彩的球赛，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他曾直接打电话质问：“为什么党员部长可以坐主席台，而我这个四级部长却不能？主席台的请柬都发到哪里去了？”
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说罗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视察，大摆老爷架子，坚持单独坐一辆小轿车，不与他人共乘……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性表现，就象一出戏。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种政治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强的杀伤力，不仅让爱面子的罗隆基丢尽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恶棍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3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3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份子的处理问题。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毛泽东于建国后在知识份子群体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是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中，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产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的时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西方学者的分析很精辟，但父亲和罗隆基的认罪服输，又略有不同。
父亲认罪在先，而且很快，对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没有骨气”。而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解释的：“你不认错，难道让中共认错？老毛什么时候承认自己错了？再说，我不低头，继续顶下去，这个运动怎么收场？那些受我牵连的民盟、农工（指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又该怎么弄？我不晓得自己现在是政治家，还是别人说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败的能力，尽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罗隆基投降在后，且迟疑再三。7月上旬，他从统战部谈话回家，对秘书说：“李维汉对我还是很客气，当年对张东荪可不是这样。”那时的罗隆基，对自己的结局还没有做充分的估计。8月在人大会议期间，罗隆基虽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对秘书说：“人大顶多撤消我的部长职务，不会取消我的代表资格。”几天后，在会议闭幕前夕，他决定写一份“初步交代”，忽然听到父亲和章乃器要在大会上做检讨的消息，他急了，催秘书尽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说：“我不去交代，要吃亏。”在对他的批斗达到围剿程度的时候，罗隆基不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气绝的哀痛，而且开始把交代认罪与事情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考虑了。于是，他一再对秘书讲：“这事将来怎么收场呢？总不会送我们去劳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断地打探摸底、权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尽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原因，使他认了输，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罗隆基节节败退的过程，当然也得益于罗隆基的性格：身边的秘书分明是个告密者，他还一直视为贴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双双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们去参加26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7次（扩大）会议。父亲请了假，让母亲去，说：“有一双耳朵听，就够了。”
会议开到6点多，肚子空空而并不感到饿、满身凉气却不觉得冷的母亲走在归途，已是华灯初上。门铃声一响，久等在家的父亲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并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们的妈妈。”
母亲懂得父亲欲知详情的急切，洗了把脸，接过热茶，便细述会议的情况。她说：“老罗（隆基）去了，还看见潘光旦、曾昭抡、钱端升、郭翘然、马哲民、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浦熙修、黄琪翔、钱伟长、刘王立明、陶大镛。广东的丘哲、上海的沈志远、四川的潘大逵、陕西的韩兆鹗没有来。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别说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间，也互不理睬了。”
其实，心情紧张的不止是被宣布处理的右派，还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罗隆基不服处理，所以在头天（25日）晚上举行的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反复强调并一再叮嘱：“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右派份子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应及时展开批评。”
会上，胡愈之先做人员出席情况说明，由沈老（钧儒）宣布开会，过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当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报告》。杨明轩作《关于处理本盟中央一级右派份子的工作经过说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提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的若干原则规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的决定》（草案）。这些规定和决定在史良主持下，举手通过。
当“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词儿从母亲嘴里“蹦”出来，我倍感新奇。它们活象食谱菜单上的“干炸带鱼”、“五香带鱼”、“红烧带鱼”等名目，那么地丰富、别致，且又能在同一品类中体现诸多差别。父亲和罗隆基同属“又划又戴”类，受降职、降级、降薪处理。
母亲说：“民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59人划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们占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三分之一。听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难过。可民盟中央的人，从大会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奋。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讨论和发言。发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寿轩，陈望道、楚图南、刘清扬、邓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费孝通、叶笃义。左派表示衷心拥护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庆祝民盟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谢党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决定，及时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当中，最获宽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动地说——是党和盟组织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在讲这话的时候，我瞥了老罗一眼，只见他的脸气得铁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罢晚饭。母亲让我早早睡下，她和父亲卧室的灯一直亮着……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从此，天下所有的坏名声，都归集到章罗的身上。他们，开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党派结束了运动，恢复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父亲接到了民盟中央数次参加政治学习的会议通知之后，觉得总是请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选了一个旮旯的座位坐下，静候开会。没多大的工夫，吴晗、邓初民等人相继到会。他们一眼就看见父亲，却跟没瞧见一样，选的座位都离父亲很远。罗隆基来得最晚，他走进会议室，发现基本满座。虽有零星空缺，但左派们的脸色，个个难看。显然，谁都不想与他为邻，倒是父亲旁边有空位子。
他犹豫片刻，才走过去。对父亲低声道：“今天，我暂时和你联盟吧。”这话，让父亲记起了那根摔成三节的拐杖和永不联盟的誓言。
他俩并排而坐，互不交谈，只是在听别人大讲思想认识，大谈心得体会。结束时，胡愈之在做内容归纳的同时，仍不忘批判章罗联盟。宣布散会了，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看着父亲坐着老“别克”车开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亲接了一个电话，笑着对母亲说：“健生，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母亲答：“不知道，现在还有谁给我们家打电话。”
父亲说：“是努生。他也不问候一句，便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母亲不解其意。
父亲道：“他这话是有感于昨日散会时，我坐车、他走路的情景。”
我问：“爸爸，你和罗伯伯不都是降职降薪吗？为什么你能坐车，他却要走路呢？”
母亲告诉我，虽然两个人都是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亲是从行政3级降到7级，后来徐冰（即邢西萍，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还把50元的保姆费，加了进去。罗隆基是从4级降至9级。人降到9级，专车便没有了。
父亲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努生把坐车的事看得那么重，因为在缺车少油的中国，坐小汽车是个权力和地位的标志。把我的车从苏联老大哥的新车‘吉姆’，变为美国的旧货‘别克’，也是在于要体现一个‘降’字。”
由此，父亲和罗隆基开始了电话联络。最初的情况，往往是在双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国政协的会议通知的时候，彼此问问去不去赴会。
数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间，罗隆基打来电话，说：“伯钧，我想到你家坐坐，欢不欢迎呀？再问问李大姐（这是他对我母亲的称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欢迎，因为他们正过着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载阳，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层金黄，院子里的核桃树、柿树、石榴树、枸杞树的累累果实，嵌缀在绿荫之中。这些花果树木是父亲在1950年从北京饭店搬到这座大四合院，亲手栽植的。光阴七载，匆忙之间没有谁留意它们的生长。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临近坠落的成熟。放下电话的父亲，徘徊于秋阳绿荫之间。母亲在耳房准备茶食，尽管客人只有一个。我按捺不住兴奋，毕竟好久好久没有看见罗隆基了。他还象从前那样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吗？
“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哪！”罗隆基的身影和这两句诗，一起飞临而至。
父亲含笑与他握手，道：“我们都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亲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跟前。香茶弥漫，客心安然。罗隆基环顾客厅，长出一口气，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个客栈了。”
父亲很高兴，知道我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声说：“小愚，出来看看罗伯伯吧。”
罗隆基从沙发上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一年时间，我们的小愚，长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罗伯伯，变老变丑没有？”
他一点没有变，风度依旧，性格依旧，话未说上三句，便对父亲讲：“今天来你家，我是向政协要的车。”
父亲听懂了，吩咐洪秘书到传达室，叫政协的司机把车开回去，对罗隆基说：“等你走的时候，用我的车。”他听了，很满意。
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父亲则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5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象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罗隆基的九载清华校园生活以及留学生涯，使他对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有着跟他同代知识份子很不一样的认识份子。这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产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罗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着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国家尚无法，中国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罗隆基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经历反右运动，他是愈发地坚持了。
用车把罗隆基送走后，父亲对我说：“老罗的话虽不错，但他太天真了。”
我问：“罗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亲讲道：“他的天真表现在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努生常讲的那个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如今还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我在鸣放时讲过，被人揭发，伤害了老毛和中共领导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视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老罗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
关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亲和罗隆基谈论的另一个话题。
父亲说：“民革因是些降将，本就抬不起头。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较敢讲话的，只剩下民盟和农工，而反右的打击重点，就是民盟和农工。老毛这次的最大收获是，通过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党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国知识份子。而中国的民主力量和中国知识份子的独立自主精神，本来就脆弱。今后，民主党派只能点头称是地过日子了。”
罗隆基则预言：“在民盟那些积极批斗、恶语中伤我们的人，将被统战部提拔重用，并坐上我们腾出的位子。”
父亲很同意这个看法。他俩一致判定胡愈之要当上副主席，邓初民、吴晗、杨明轩3人，也都极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驹等人，大概会从中央委员晋升为常务委员。而杀回马枪的史良，也一定会保住自己的位子。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是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一切正如他俩的测算：史良、高崇民、马叙伦保留了原有职位，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杨明轩，全都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说打手都上了台，故又增加了陈望道及楚图南。这样，民盟中央副主席从原来的5人增加至9人。千家驹、沈兹九等人，进入了常委的行列。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从此，对知识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为民盟的光荣使命与现实任务。而这恰恰是罗隆基最反感的，尽管在民盟中央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坚决相信我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其实，他的内心，从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认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产党制定的改造知识政策，不仅说明这个政党是把知识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好办法。”罗隆基的这句话，才表达了他的真实看法。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你爸爸或许还能洗一洗，因为他在德国学的哲学里就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再装些中国造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困难。所以，民盟开会，谈论形势，座谈社论，联系思想的时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总有话讲。唉，唯有你罗伯伯可怜哪！20几岁，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又投到拉斯基门下。那时用功、记性又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脑子里装得特别牢，要不然怎么还是费边社的呢？可现在想掏出拉斯基，装进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发言，自己觉得是在讲马列，人家听来，仍旧说我是冒牌货。”
我告诉罗隆基：“我们中学生也在写个人思想改造计划，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还按期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呢。我也按要求给班主任写了一份，说‘共产主义虽好，可谁也没见过，自己不大相信这种虚幻之物。’没想到这份思想汇报被油印出来，发给每个同学，作为批判材料。”
他听了颇为诧异，跑回客厅，对着父亲惊呼：“你这个当父亲的知道吗？小愚也和我俩一样，写汇报，受批判。思想改造怎么从中学生就开始了？”
“伯钧，我又来‘联盟’了。”这是他一脚踏进我家二门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话传进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着客厅走。
父亲和罗隆基聊天是休闲，也是一种继续思考，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不仅跟读书听课有着同等价值，而且是享受，仿佛有一种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闪过。父亲有时训我：“小孩子不要听大人谈话！”于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后面偷听。
一次，被罗隆基发现了，他格外高兴。说：“小愚，到客厅来哇，罗伯伯给你讲一个家乡的故事——有个女婿在新婚大喜后，陪着媳妇回娘家。丈母娘给他吃点心，一个碗里打了四个糖鸡蛋。小舅子见了很想吃，母亲告诉儿子，新姑爷不会都吃掉，剩下的归你。这个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门帘后面偷看、等着。姑爷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再吃一个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但心想，还剩有一个呢。可他看见姐夫的那双筷子去夹第四个糖蛋了，便放声大哭，走了出来，说：‘妈，你骗我，四个蛋他都吃了。’小愚，你就坐在这里，罗伯伯一个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谈政治，恐怕就象不让人呼吸一样地感到憋懑。这两个因言论而获罪人，还是恶习不改。见面聊的，不外乎国内要闻，国际形势。他俩的议论有时一致，有时看法各异。比如：罗隆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打起来；父亲始终认为打不起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拿来吓唬人的。罗隆基认为美苏对立、两大阵营的冷战是世界最棘手的问题；父亲却说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是中东，中东问题最难办……可惜，他们吉光片羽式的对话，不是我听不大懂，就是听后忘记了。
议论中，罗隆基爱联系自己。刚果的卢蒙巴被暗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父亲和他对这个事件议论了好一阵。我做完功课，母亲让我端一盘烤面包到客厅去。罗隆基见到我，便说：“小愚，我和你父亲正在谈论卢蒙巴呢。我很遗憾活到今天，如果1933年被老蒋派的特务一枪打死。你的罗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卢蒙巴一样。”父亲坐在一侧，只是笑。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⑾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那你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我又问。
大概是看我对大人之间的事兴趣甚浓，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细说起来：“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因为个人私事，大多出于见地不同和民盟的具体事务。加上他争强好胜，度量狭小，讲话有时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俩一见面就吵。但是长期以来，我容忍了他，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觉得中共比较信任我，有了这个前提，我应该团结他。二是老罗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如曾昭抡，潘光旦，你说他们是英美派也好，讲他们搞小集团也罢，但有一条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他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努生对你说‘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中国搞建设，民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批人。我通过努生能联络他们。三平心而言，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连沈衡老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象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有了这么三条原因，我和老罗尽管摩擦不断，但还能共处。特别是任命他为森工部长后，我觉得中共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对他的态度也就主动缓和了……”听了父亲这番话，我对罗隆基的好感有增无减。
几年前，看到一个上海作家写的文章。那里面说反右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有3个。他说错了，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浦熙修。父亲和他谈论反右的话题，如若涉及到人，罗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高饶事件是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什么场合都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听多了，便觉肉麻。’‘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出兵是明显的干涉别国之内政，社会主义阵营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文艺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等等。她在新闻界的批斗会上揭发我的事情，可以讲，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父亲劝罗隆基对浦熙修的翻脸，也要看开些，劝解道：“努生，首先是你连累了她，再加上来自外部的许多压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脸。我想，她的心里并不好过。”
“你说连累，那么你不是也连累了健生。外部的压力对李大姐小吗？她怎么不同你翻脸呢？浦熙修出卖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分，还是划了右。何苦呢！”罗隆基有点激动，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瞪得很大。
母亲则告诉他：“运动到了紧张阶段，上边也派人找我谈话，说应该为自己今后的前途着想了。要‘远看刘清扬⑿，近学浦熙修。’赶快和章伯钧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我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心甘情愿和伯钧一起当右派。”
提起“10年亲密的朋友”，罗隆基悻悻然，又怅怅然。
父亲怕他因情而伤身，便讲了句哲言：“最亲密的结合，本是对立物的结果。”好让他想通看透。
母亲为了帮他解开心中的疙瘩，便说：“老罗，浦熙修固然负你，可你不是也曾负人吗？这样去想，心里头或许会平衡一些，好过一些。”
罗隆基仰靠沙发，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说起负心，我亦有之。一次，我与史（良）大姐约会。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想起来那天是刘王立明的生日。我赶忙跑去打电话，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进了客厅，就见立明坐在地上，手里拿着把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我去扶她，拉她，请求她从地板上起来。她不肯，一句话不说，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没有办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着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绺一绺的细条。”
话说到此，罗隆基不禁叹息道：“李大姐，这就是我的负心之举，而它怎么能与浦熙修的揭发相比呢！”
随着他的叙述，在我脑海里呈现的是美国默片里情人吵架斗气儿的一个动人场景。我长大后，也和男人闹过别扭，自己很想学学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做派。可涵养功夫不行，浪漫情调不够，是学不来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罗隆基每次登门做客，母亲都特别厚待他，给他拿最好的烟，沏最好的茶。他有时自备进口的雪茄，抽起来，满室盈香。一次，他来家闲谈。接过母亲递来的清茶，暖润之气随着沸水中荡漾的叶片，飘散而出。罗隆基双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没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话，就介绍给我吧！”
母亲真有妹妹，是个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师大毕业，后嫁给了北京大学一个哲学教授。不知是谁不能生育，二人始终没有孩子。在陪都重庆，大阿姨领养了一个极漂亮的男孩。然而，这个孩子最终也没能维系住婚姻。抗战胜利了，他们也分手了。大阿姨从此过着独居生活，终身从事幼儿教育事业，她领导的中央财政部幼儿园，屡受表彰。1958年，看着母亲划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个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后服毒自尽。她的死，平静凄美。人躺在床，写字台上放着一支高脚玻璃酒杯，内盛喝剩的莱苏儿水，一个咬了几口的鸭梨，几张旧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学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罗，本该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亲讲到这里，已是泪水潸潸。
话头是罗隆基提起的，听到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眼眶湿润的他，不知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
注释⑾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注释⑿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1975年被监禁。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系从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总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父亲爱看戏，尤喜地方戏。我从事戏剧研究，最初的兴趣是他培养的。一九57年以后，父亲失去了在怀仁堂看戏的资格。全国政协有时也搞些晚会，父亲去了几次，便不大去了。他说：“里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讨白眼。”于是，决定自己买票，上戏院看戏。
父亲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加之衣着举止及做派，总还有点“首长”的架势，进了剧场，就挺招眼。不认识的观众，以为是首长，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观众，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间休息，不少观众站在他的面前，指指点点，眼睛直勾勾地瞧着。每逢这个时候，父亲很觉尴尬。即或如此，我陪着他，还是看了不少戏，如福建莆仙戏《团圆之后》、黄梅戏《天仙配》等。
父亲问罗隆基：“怎么很少见你看戏呀？”
他对我们说：“成右派以后，我进过剧场。先头还没有注意，然后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我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我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戏。”
他的话，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这样的举动，父亲是不会做的。它属于罗隆基。
一次，我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我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⒀，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
几日后，罗隆基对我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象这样的举动，父亲也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公报刊出，父亲和罗隆基很感突然。因为降职以后，耳目闭塞，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亲以一种自语的口气道：“彭德怀怎么会和张闻天搞到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过不久，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风，说中共中央准备给一批右派摘帽子。这下子，罗隆基和父亲往来特勤：打电话，碰头，同去参加一个会……内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随父亲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在礼堂前面的大厅里，碰见了林汉达。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问题要解决了。”
父亲追问：“什么问题要解决了？”
林汉达没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个摘帽子的动作。
父亲看懂了。
第二天，父亲和罗隆基通电话，请他过来一趟。
见面后，父亲即向他叙述了林汉达说的话。
罗隆基一听，就象触了电，激动、亢奋。遂道：“伯钧，多年的媳妇快熬成婆了。”
父亲说：“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汉达讲，情况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诉我，说明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
罗隆基点点头，表示对父亲分析的赞同，认为毛泽东一定发布了给右派摘帽的指示。于是，两个沉浮宦海、年过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谜一样，猜猜明天谁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气顿消，少壮之心复起。父亲提到章乃器，龙云，黄琪翔；罗龙基说到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他们还说到上海的王造时，沈志远，报界的储安平，徐铸成……。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异。
罗隆基对前途估计乐观，觉得过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后有用。他的结论是：“要给右派摘帽子的话。当然首先要给章罗摘帽，不然的话，地球上怎么知道中共在给右派摘帽子呢？”
父亲也在暗自企盼，但经验给予他一种并不乐观的感觉。他说：“摘帽子不是没有可能，可我俩的希望不大。因为老毛恐怕要用来留作标本。”
此刻，不管谁能摘帽，仅摘帽二字，就足以让他们心旌摇荡。
风吹一阵，似又恢复了平静。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建议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没有右派。
战犯释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听说这一批人进了全国政协。一个周末的晚上，冯亦代来家做客。饭后闲聊时，他顺口说道：“前几天，我在政协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仪。旁边坐的一个小孩，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跟大人闹着要看皇上。”
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亲和罗隆基。俩人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出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种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干净。因为在知识份子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眼光审视现实的人。
统战部毕竟高明，没有找他俩谈话，但深知章罗此时正处于心理严重失衡的状态。于是，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点点头。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风明月，邵力子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部干部，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出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露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色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部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部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子，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根附近的迺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毛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部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部外交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道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种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头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出去，拧了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按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头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注释⒀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罗伯伯，这倒水，沏茶，收拾房间，每天都是你做的？”
“亲爱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联盟。但实际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还有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我呢，落得个孤家寡人，从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环顾四周，只有电扇发出的声响。他这个家，安静得有些过分。
罗隆基知道我是学文的，他的话题就从学文开始。问我：“现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没有现代文学史？”又问：“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没有新月派？”再问：“新月派里面，有没有罗隆基？”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学戏剧文学，不开现代文学史课，而在我自己所读的现代文学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从“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给“社会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时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辉”的文学流派。官方认定的文学史上，说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作对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并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处于受审的历史地位。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出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春。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爱挑个好厨子。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做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潮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道：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说的话。遗憾的是，罗隆基不是闻一多，也不可能是闻一多。这是因为尽管闻一多与罗隆基同属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泽东，为夺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建国后稳坐江山的毛泽东，则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40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罗隆基做为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请我去客厅看看。如果说，我家的客厅是古色古香的话，那么罗宅的客厅则有些洋里洋气了。茶几中央是一束黄色唐菖蒲，插在一个缠枝莲花纹的青花赏瓶里，瓶高颈细，花繁色雅。仅这样一束花，就使屋子里充溢着柔润清丽之气。
我问：“罗伯伯，这花从哪里来的。”
“我买的，每星期在东安市场买一次。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喜欢。”
“你下个礼拜来，我就换个别的颜色给你看。我喜欢鲜亮的颜色，要不然，你罗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亲从不买切花，他喜盆栽和露养。
罗隆基的客厅，没有多少古董。只在一个菲律宾木的玻璃大橱里，摆放着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对我说：“瓷器里，我只好青花，也只买青花。我不管官窑还是民窑，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
罗隆基推开橱门，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着碗壁绘制的松下高士、锄地得金等四组人物构图，说：“这是康熙官窑的东西。”
他举着碗，让我靠近细观：果然那上边的人物形象生动，山川草木层次清晰，图案繁密。他还拿出青花瓷盘、青花玉壶春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青花小罐，让我把玩。别看罗隆基以“喜欢就行”为收藏标准，其实，他有鉴赏力。
令我吃惊的是：客厅四壁，悬挂的全是仕女图，有张大千的、徐燕荪的、叶浅予的、傅抱石的、梁黄胄的、张光宇的。父亲酷爱书画，在各种画作里，他极少买仕女图。即使买了，也不挂。记得有一次琉璃厂送来一幅张大千的水墨仕女图，由于画的是女人的一个背影，十分清淡，且写意味道甚浓。父亲买了，也只在客厅挂了3日，便叫洪秘书卷了起来。那时，我正爱看大美人，心里自不高兴，但父亲解释说：“正屋挂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亲的这个观点告诉了罗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说：“小愚，谁象你爸爸那么有福分，一九57年后，我是人去楼空呀！我买仕女图，叫做画饼充饥，我的章小姐，你懂吗？”
他特别声明今天之所以挂这么多幅画，完全是为了我。
最后，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迎面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床上叠放着一方毛巾被。被单、枕头、窗帘，均为白色，质地或棉或纱。床头柜上是台灯、座钟和一只小铃。这间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内心生活的落寞。
“罗伯伯，你的床头为什么要有小铃？”
“我有心脏病，有时在夜间发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铃，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又回到客厅小坐。罗隆基赶忙从书房，把我的绿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厅，让我慢慢喝，并遗憾地解释：“我因为有糖尿病，家里不备糖果，也很少买水果。小愚，你莫嫌罗伯伯小气呀。”
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我说：“罗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是这样吗？”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说：“你爸爸说对了。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盛世’、‘治世’和‘中兴之世’，都和统治者整饬法制，振肃朝纲的政治活动相关。你一定看过通史啦，那上面讲到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这样的。”
回到家中，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到最后，我告诉父亲：“爸爸，让我高兴的是，罗伯伯没有把我当小孩子。”
父亲故意瞪眼，喝道：“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我大乐，父亲也乐。
在庆祝反右倾胜利的同时，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无数”。当代社会用萧条恐怖的景象，来显示“民以食为天”的古训。章罗的聚会，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现在也被物质的欲求所充实。形式上，也相应地从清谈变为聚餐。聚餐的建议是罗隆基提议的，无固定日期，实行ＡＡ制。基本成员有罗隆基、陈铭德、邓季惺、赵君迈、康同璧母女、父亲、母亲和我。偶尔有黄绍竑、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电话联系，订下人数与时间。至于地点，就看每次是由谁做主持了。如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自然是在四川饭馆。去“新侨”、“听鹂馆”等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则由父亲出面。
为此，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愚，你罗伯伯后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样，赶快认罪该有多好，能保留部长级待遇。当时不知利和弊，现在看出得与失。你爸爸是肉蛋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类和蛋类），我是糖豆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白糖和黄豆）。连”新侨“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头，除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副食、肉类、芝麻酱、肥皂之外，其余的东西均以高价出售。故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手纸上茅房”的民谚流行。下一次馆子，花销不菲。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约费8、90元。我家3人，母亲每次须带4、50元。
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了。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右派，常常这样吃饭，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怀疑我们又搞什么活动了？”
“怕什么！吃饭总不犯法吧？”
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心里不嘀咕了。电话一约，这7、8个人准时到齐。
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一次，约定在专门供应首长的新侨饭店六层的西餐厅吃饭。进门，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再走近些，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原来是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周新民、高天、吴晗……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盟的左、右两派在这里碰面了。别说是父亲和罗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觉得不自在。刚才还在边说边吃，现在都哑巴了，吃闷头儿饭。
我们选了一个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父亲挑的座位是背向他们，罗隆基偏选个位置正对着胡愈之。
父亲说：“努生，我们两个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伯钧，你不要动，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他们就不能过来？”说罢，罗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让瘦小的胡愈之能一眼瞧见自己。
年过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这种紧张局势，操起一口广东官话，大讲其父南海先生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因付不起钱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别认真地听，个个都想尽量在这样的认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左派撤离。
“老罗，下次民盟开会又有新材料了。”父亲虽是笑着说的，但不无担心。
“你不是说过，吃饭不犯法吗！”罗隆基扶了扶镜架，气呼呼的，脸也是红的。
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小姐伏在我耳边，说：“小愚，你看他这时象不象一只好斗的公鸡？”
聚餐多了，我就发现每次饭罢，罗隆基和罗仪凤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缓行于后。他们用英语交谈，罗隆基说话的语气柔顺和婉，罗仪凤那双深陷的眼睛，亮得发光。
我问父亲：“他俩怎么了？干嘛老单独在一起。”
“努生在献殷勤，仪凤大概在恋爱。傻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人的感情。”父亲虽责怪我，却有一种兴味在里头。
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对父亲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
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父亲立即让司机开车去迺兹府接他。
这次谈话，不象在议论时政，罗隆基的声音很小，我怎么听也听不到。事后，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昨天，是你罗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老罗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这不，向你爸爸讨计策来了。”
我问：“爸爸说些什么？”
“你爸爸怪老罗不该大献殷勤，摇动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门，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的。只看老罗有无诚意了。”
“那罗伯伯又怎么讲呢？”
“老罗说，罗仪凤是很好的女子，但他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为什么？罗伯伯不是自比卢梭，风流一辈子，到头来却无女人相守吗？”
“你爸爸一眼看透，说：‘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我把自己所认识的罗隆基的女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的确，她们个个漂亮。这还不包括罗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认是洒脱任性、美艳如花的一个女人。
后来，叶笃义来家小坐。父亲和他谈及此事，说：“这事如成，努生会幸福的。罗仪凤的修养且不说，单是那烹调，就让老罗享用不尽。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粤式点心，又能摆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叶笃义却说：“老罗是无福消受。我和罗仪凤在燕京大学是同学，她的人品和成绩，都非常优秀。谁都知道老罗英语好，却还赶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从中撮合，可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但仍是往来密切。父亲慨然道：“在男人当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这种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这对罗隆基来说，已不是什么约会、跳舞或写条子的问题，这是侮辱、羞辱和耻辱。换了别的右派或许罢手，而他不能。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
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传出，反应不一。父亲说：“一个血性男子，当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说：“哼！自己是大右派还不老实，风流成性。”
罗仪凤听说后，从下午便守着我，伤心落泪至黄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举行8届10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一九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们的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举动。”
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态。什么叫‘有机会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父亲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觉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一九八五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我于一九六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附：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