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华盛顿参加“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返回，打开电脑就看到一条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西藏和平解放60年》白皮书。这种官样文章年复一年格式、句型、结构、用词都差不多，只需保留一个蓝本，下一份白皮书发表前把新数据填进去行了。
不过，我一目十行到有关现代史的那一节，目光就停下了，脑子里各种资料几乎是喷涌而出。对这类官样文章里写的历史，其实是不值得认真的，不会有认真的学者把这种文件里的东西当“正史”对待。我只需顺手提供点资料，就足以说明其原因。
“1949 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这段话值得逐句点评。
“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
听上去不错，虽然“各界纷纷”这种无法量化的词十分苍白，没人能说出“纷纷”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的人究竟占总人口的%。不过这反正是句无关紧要的空话，接下去问题就大了。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班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这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宣传，以此证明解放军入藏是班禅喇嘛“请”进去的。不过，这里回避了两个史实：1. 班禅喇嘛当时年仅11岁；2. 这封电报的来龙去脉。
当时负责统战班禅堪布厅的范明在他的自传《西藏内部之争》中，透露了以下信息：
“他们（按：班禅堪布厅的计晋美、罗桑赤烈和宋之枢）很高兴，一再表示，他们希望知道，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西藏的解放，班禅应该做些什么事？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西北人民解放军是知道的，不过班禅先生既是国内外知名的一位西藏宗教领袖，他对祖国和共产党的热诚应该使全国人民都了解才好。他们很赞同这个看法，问我，他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使全国人民得到了解呢？我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如果班禅先生认为适当的话，正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要宣告成立了，让他是否趁这个机会向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一个电文，以表示你们的立场？他们兴奋地说，这个主意好极了。”于是，计晋美和宋之枢起草初稿，拿给范明征求意见，范明“同他们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了一遍，又送张德生同志看过”，然后交给11岁的班禅喇嘛“审定”发出。（《西藏内部之争》96-97页）
主意是范明出的，文稿是范明修改的，其他的不必多说了。
“12月2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
这个弯子拐得不小，给人的印象是益西楚臣专程从西藏到西宁去请兵。其实益西楚臣是班禅行辕秘书长，当时他不在西藏，在南京。
“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
这句话的意思是：1950年初，100多在甘肃的安多藏人集会“要求解放西藏”。
“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这句话的意思还算清楚：康区几个商人去了趟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邦达仓家族很有意思。邦达多吉1950年就去北京表示效忠，但是他弟弟邦达饶嘎1955年却在印度噶伦堡跟CIA方面的人联络。
说到底，上述所有“要求解放西藏”的例子，就算全部是真实的，也就是康去和安多有那么几个人而已。严格说来，他们只能代表自己的部落，并不能代表其他部落，更不能代表卫藏。康区和安多当时已经被划入甘青滇川和西康省，所以这些“要求解放西藏”的人是在西康和甘肃。《白皮书》在这里把自己装进了一个套子：如果被要求解放的“西藏”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那么，那些人显然没有资格代表卫藏人提出任何要求；如果他们要求解放的“西藏”包括他们的家乡，那意味着《白皮书》承认“大西藏”。不管怎么说，上述例子中，除了流落在外、尚未得到达赖喇嘛认证、年仅11岁、传统上不掌握世俗政权的班禅喇嘛之外，其他都不是卫藏的。因此，所谓“应邀入藏说”相当于美国华人要求美军“解放中国”，美国大兵们还真去了，然后对外宣布是“中国人民邀请“他们去”解放中国“的。这个逻辑通不通，此说有没有道理，一目了然。当然，狼打定主意要吃羊，羊很难逃脱，但是分明狼是窜进羊圈，把敢于抵抗的头羊都咬死，然后把羊圈霸占了，吃掉了一大批羊，却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外婆”状，说是被“邀请”进去吃羊的，那是欺世盗名。
《白皮书》里再次提到“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投毒致死”。很长一段时间里，格达活佛之死是指控“英国特务”福特下毒，后来变成笼统的“分裂分子”下毒，这次没有指控任何具体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化的呢？我看到的最早资料，是1985年12月16日，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西藏党史征集委员会上，就“进军西藏”和“平叛斗争”这两个专题审订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关于格达活佛，他说：
“关于格达活佛之死，可以不受过去提法的约束，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说有两点要写清楚。第一点，格达活佛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决心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走是坚决的……总之，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点要写清楚。第二点，他到了昌都，就立即大力宣传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得到了西藏许多爱国人士的支持，但是也遇到了阻力，最后遇难，或者说被害身亡。不要再过多地涉及福特的问题了。但是应把有关史料，列入副件，报中征委参考。这样做不是减轻福特的罪行。据说他现在还在要求平反，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管他的。”（《西藏党史通讯》 1986年1、2期合刊，26页）
这段话说明：1. 中共并不确知格达活佛的死因，“遇难”和“或者说被害身亡”都没有确凿的证据；2.他们知道无论格达活佛是怎样死的，都没法跟福特挂上钩，指控他下毒只不过是宣传需要而已；3.福特不承认下毒，要求平反；4.“有关史料”显然存在对此结论不利的内容，所以从未公开；5.“中征委”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为了把格达活佛塑造成“爱国活佛”，必须坚持他是“遇害身亡”的，但是实在没法跟福特扯上，所以坚持格达活佛是被害而死，但不再提是谁害死了他——因为他们没人可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