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我曾认为，如果谁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不会有人响应了。文革时的红宝书、红像章、唱红色革命歌曲、把街道楼房的墙与柱子油漆成红海洋，全国山河一片红，应是不会再出现了。但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尤其是当今中国的大唱红歌，一次次证明我的判断错误。
由重庆牵头的唱红歌七一前唱到了北京，藉着庆祝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唱红歌正成蔓延全国之势。我常在网上观看中国各地唱红歌的消息，一段视频令人心惊胆颤：首都北京景山公园每天聚集大批市民唱红歌。他们张开一面猩红的中共党旗，头戴红军八角帽，腰扎皮带，放开嗓子嘶吼。其间有人高声演讲，说抗日战争全是中共打赢，说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成就如何伟大，文化大革命如何必要，说美帝忘我之心不死，说中共历代领导人如何英明。
中国有人唱红歌唱到了海外
唱红歌可能并非薄熙来的发明。早在薄熙来驱使重庆民众唱红歌之前，我就知道中国有人唱红歌，并且唱到了海外这样的事。
那是前年，江西省卫星电视台举办全国“红歌会”比赛，并把赛场扩大到海外华人社区。旧金山是北美洲的一个赛场。比赛前，主办者在海外发行的《侨报》上刊登广告，此地的一家中文电视台也专访比赛的组织者，一时间在旧金山的部分华人中掀起了一阵红歌热。
我曾到江西卫视“红歌会”旧金山比赛现场，看到参与者都是些老面孔。我曾在中国领事馆每年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见过他们，在仰仗中国领事馆的经费、唯中国领事馆之命是从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见过他们，在同样靠领事馆给钱活命的华人亲北京侨团见过他们。这些人曾高举五星红旗，高唱《歌唱祖国》、《义勇军进行曲》，成群结队护卫到达旧金山的奥运火炬，对前往抗议的流亡藏人和中国民运人士大打出手。如今我又看到他们浑然忘我大唱红歌，歌颂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罪恶。他们中有人赢得名次，为回中国参加唱红歌决赛，竟不惜辞掉了收入丰厚的工作职位，从中国回来之后成为失业者。他们的行为让人感到滑稽、愚昧，十足的荒诞。
仿佛时光倒流。眼前这些唱红歌的光怪陆离，和一个个滑稽愚昧的面孔，我曾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就见过，看着他们，我不能不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岁月。
文革期间我在广东省一家新闻单位工作。我因为“出身好”没有被赶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也躲不过工农兵的再教育。有一天，单位的军管从农村请来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教我们忆苦思甜。中午，这一队农民和我们一起到饭堂吃忆苦餐。大家捧起饭碗，正准备咽下一碗野菜煮成的稀粥，却被农民命令把碗放下，跟着他们先去跳忠字舞、唱红歌。饭堂里的所有人于是便挥动“红宝书”，对着一幅毛主席像，神经病一样地边跳边唱起来。
亲历文革的回忆
广东的三四月份是“回南”天气，水泥地板上全是返潮的水渍。跳着跳着，一位中年农民妇女脚一滑，摔倒在地上，她挣扎了几下，爬不起来，骨头断了，痛得汗珠从头上往外冒。大家都围拢过去扶她，却听到这位妇女厉声吼道：“不要管我，捍卫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要紧！”她高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然后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步一步爬到墙根，躺在地上，还和着红歌的节拍挥舞手中的红宝书。我们这些接受教育的编辑记者，看着这位妇女，都觉得心里难受，而和她一起来的满脑子毛泽东思想的农民，却愈发跳、唱得起劲，直折腾了一个小时方才罢休。
我曾到“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典型”广东省博罗县石坝公社黄山洞大队采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向它学习。那是一个地处粤东山区贫困县的贫困大队，单位规定记者采访要与采访对象的家庭“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三同”的学毛着积极分子家中，几乎没有家具，泥砖垒成的屋墙上，全是红色：贴着红纸写的毛主席语录，挂着毛主席像章和省、县革委会颁发的大红奖状。每餐饭前，也是必须先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唱革命歌。这时端上来的饭菜已爬满苍蝇。吃饭时，手一挥，轰走菜盘上的苍蝇，赶紧夹菜，手一离开，苍蝇立即回头，再爬满菜盘。不敢吃这餐饭就会被说成缺乏劳动人民的感情，我边轰苍蝇边把饭吃下去。当年我所采访过的农村学毛着先进典型无不这般光景，不穷当不上学毛着的先进。
每到晚上，全村老少便集中在队部读红宝书、唱红歌。白天在田里劳动也是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大队里的一些男人，光着膀子干活，我看见他们把漆着红底在太阳下闪耀金光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乳头上。第一个在乳头上别像章的社员，是大队的学毛着尖子。乳头是人的身体神经最敏感的部位，一根像章的别针穿过乳头，那该是什么感觉？我悄悄指着一位唱红歌特别起劲的中年人的乳头问道：痛吗？他大声回答：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的胸中，我心红眼亮志更坚。他回答我的话，全是红歌里的歌词。
红色荒诞重回中国：民族失忆
我对文革唱红歌的这些记忆，是那个年代我经历过的一鳞半爪，当年比我的记忆更为荒诞的人和事，全国遍地都是。但在两年前的美国旧金山，在今日中国的重庆，在重庆以外的城市乡村，许多与我有同样记忆的人，竟然又唱起红歌，重演文革时的红色荒诞。当今中国的红色荒诞和文化大革命时有得一比：一位六十岁重庆男人老母亲去世不回家奔丧，却坚持上北京唱红歌。一位重庆女市民，癌症晚期，每天唱红歌与癌魔搏斗，为唱红歌她多次累晕倒地。重庆监狱里的犯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共重庆政法委书记要求，把唱红歌、学习红色文化作为犯人减刑的条件。又有报道，四川西昌市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 “五大宗教唱红歌”；江苏省淮安市宗教界组织了十三支红歌队参加红歌汇演，和尚、道士、阿訇、神父齐声歌颂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合肥市把一条街上的梧桐树用红色绸缎裹起来庆祝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今后还不知有多少荒诞事出来。一位网友说：这些只有伟大中国才会有的闹剧，笑得我心中流血。而我则不能不相信，红色荒诞重回中国，并非天方夜谭。中华民族已经失忆，仅过去二十多年的“六四”屠杀尚且可以忘记，而过去了四十年的文革怎么会存在记忆里？记忆的空间全被中共的欺骗与谎言占去了。
明知唱红歌荒诞，却驱使民众大唱特唱，是独夫民贼，是民族灾星：前有毛泽东，后有薄熙来。如果不知道唱红歌荒诞，大唱特唱，则是愚昧：当年把毛主席像章别在乳头上的黄山洞农民，与两年前辞掉工作唱红歌的旧金山华人，与如今母亲死了不奔丧坚持唱红歌的重庆人，都是红色荒诞下愚昧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