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给胡温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摊子？应该说，问题很多，百病丛生。主要的一条：社会不公与社会差距。即空前的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江泽民主政时，奉行“出卖与收买”政策，即，出卖广大农民，收买城市居民；牺牲下岗失业工人，笼络知识精英；漠视弱势群体，大肆豢养军队警察；踩低农村，发展城市；牺牲农业，填补工业。变“工农联盟”为“官商联盟”。这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直接后果是社会对立。23万人进京上访，上访者与截访者对恃于各大衙门，仅仅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全真写照之一。
地方主义泛滥，是江泽民留给胡温的又一大政治包袱。江泽民带头搞帮派治国，非但率领“上海帮”，全伙入京，鸡犬升天。而且向其发祥地上海，大行政策倾斜与资源倾斜。此举，不仅加倍放大了地区差距，而且导致上行下效，地方主义从抬头到盛行，各自为政。各地自立山头，对抗中央，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战术发挥到极至。目前，胡温推行宏观调控，收效甚微，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地方诸侯为了树立各自的政绩，或维护当地的利益，百般抵触。以各种名目，放贷的，继续放贷；盲目开发的，继续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继续重复建设。真个是，有令难行，有禁难止。除此之外，各省区之间，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商品大战此起彼伏，其恶性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国与国之间。就凭日益泛滥的地方主义这一点，可以断言：宏观调控不可能成功，“软着陆”不可能实现，“硬着陆”倒大有可能。中国经济，将继续在过热与过冷的恶性循环中，往复震荡。
回过头来说，如果在过去的25年，中国经济建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哪怕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一些，让环境与资源保护得以加强；哪怕城市建设慢一拍，让农村建设跟上节奏；哪怕对特权阶层少加工资，让农民、下岗工人、拆迁户等广大弱势群体得到尽可能的照顾......总之，让全社会均衡发展，共同致富，大概不会酿成今日的民怨载道，后患无穷，竟至于要高声兜售“全民小康”的远景，来安抚怨气冲天的大多数。
应该说，江泽民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其混沌、糜烂、与复杂，足以令胡温战战兢兢，席不安寝，夜不能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