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正当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通货膨胀率同比上升6.5%，超过6月的6.4%，创下3年以来最高纪录；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8%，猪肉价格同比增加57%。中国政府已经承认，原定今年全年将通胀率控制在4%以下的目标无法实现。
通胀形势持续严峻，经济增速不尽人意，一个更让中国投资者忧虑的话题随之产生：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涨危机？
所谓滞涨，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同时伴随通货膨胀。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也多次警示：“中国存在滞涨风险”。厉以宁认为，目前我国货币流动量已经过紧，上调存款准备金等一刀切的政策让各经济主体普遍感到“紧缩”，这会引起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打击经营者的积极性。当企业不看好发展前景、财政收缩、GDP增速下降、失业严峻等问题并存，滞涨就会发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日前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当前中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包括食品的价格上涨导致的，此外，资产通货膨胀也不容忽视。他强调，中国应尽快降低长期通胀的预期，否则有可能出现滞涨的局面。
中国政府官方并不认同中国经济目前有滞涨危机的风险。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认为，如果单纯的把经济下滑通胀上升叫做滞涨，“这样的观点太泛了”。她同时表示，只有经济增速下滑到2%-3%才有可能出现滞涨，“而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下降到这个水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也表示：现在谈滞涨“耸人听闻”。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仍在9%以上，需要警惕的是经济过热而不是所谓的滞涨。
事实上，中国目前通涨，是中国政府现行的经济政策造成的。中国政府推行的投资拉动经济，用超量印发货币的方式投资公共项目建设和投资房地产项目，以及现行的外币管制政策致使现存的3.2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产生了近22万亿人民币进入流通市场，这一切是产生目前中国通涨的根源。
中国目前是否会出现滞涨，其实看看在中国政府现有的经济政策下，中国各大经济主体，包括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否能确保中国经济维持现在8%的增长率持续发展，就基本可以判定了。
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举国体制，由于社会资源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握，政府可以随时集中最大限度的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达到目标。举国体制政策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如京、沪等城市的都市建设已经超过了纽约、伦敦；豪华的地铁、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国防实力大增，航母的兴建；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这也是被国外许多政府和投资者一直看好的“中国模式”。而举国体制的代价，是忽略了民生和环境，这一点被中国政府长期忽略；同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包括美国、法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为了尽早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纷纷争相获取中国政府的订单，而对这种举国体制的中国模式下所带来的中国民生和环境等问题，大都采取心照不宣，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对中国举国体制的经济模式进一步的肯定，也促使中国政府最近的几十年来更大力度的推行这种中国模式。
在这种举国体制的经济政策下，中国各大经济主体所受到的待遇是明显不同的。国有企业由中国政府直接委派专员进行管理，能得到政府直接的资金投入，也能得到政府的优惠经济政策和财政补贴，出现亏损时政府可以为其买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石油公司，据21世纪经济晚报报道，中石油2010年利润1676亿元，利润和2009年相比同比增长了大约30%，而1676亿元的年利润若按天计算，则相当于每天狂赚4.59亿元。而中石油却连年以亏损之名向国家申请补贴，甚至数次以亏损为由不断调高油价。不仅如此，早在2004年，中国国税总局也下发了相关文件，在税收制度上为中石油大开绿灯。
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小企业得不到对等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否能获取贷款或补贴也取决于国家当前的经济政策而非企业本身是否优质，税收方面也基本没有优惠政策可言；同时在通涨来临时，中小企业往往有成为通涨的牺牲者。一方面中国政府会制定政策强行要求中小企业牺牲利润消化通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8年政府在抑制通涨时，兰州市政府要求的所有的拉面馆在牛肉等原材料上涨的情况，一律不得涨价，以此来控制物价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政府采用统一缩减银根的方式，通过减少投资来减少流通领域的货币数量，以对抗通涨，这样的结果使得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艰难，在江浙和珠三角一带，20%的中小企业已经倒闭，剩下的纷纷改行，“制造业做不下去了，转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不下去了，转做金融；金融做不下去了，转做高利贷”。而中国整个GDP有近70%来源于中小企业，如果大量中小企业的转行和流失，中国经济将面临釜底抽薪的局面，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整体下滑。
如果通涨持续不断，中小企业又无法从困境中走出，那么，现阶段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防止滞涨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了。
然而，7月底出现的温州动车事件，让整个举国体制下国有企业运作的弊端暴露的一览无遗。中国民众发现，政府为了保持GDP高速发展，交给铁道部高铁公司经营的倾尽国力投资2万亿的高铁项目，最后居然因为没有真正的自动控制系统，导致40多人遇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在8月12日召回京沪高铁54列，并宣布从8月16日起高铁全面降速。除高铁项目外，中国各地的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的豆腐渣工程曝光也与日俱增。在7月11日到19日的短短10天内，就有4座大桥相继发生坍塌，一座大桥发生倾斜。尽管中国政府官方认定坍塌是“车辆严重超载所致”，但正如动车追尾事件后中国政府所说的“雷电导致动车故障”不被认可一样，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腐败导致的偷工减料和监管形同虚设，是导致社会公共项目屡屡出现豆腐渣工程的主要原因。
7月高铁追尾和桥梁倒塌事件的相继出现，不仅让绝大部分中国民众开始质疑中国政府对公共项目事故所做出的官方结论，而且也让许多中国民众和海外投资者开始思考是否能依赖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如中石油，铁道部高铁公司等，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占尽中国政府的政策优势，但返回给中国民众的利益却少得可怜。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国有企业并非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中国现行举国体制政策下，少数利益集团获利的代理公司。
就在中国的经济学家还在争论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涨的同时，8月5日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优的AAA降为次优的AA+，再次将中国 举国体制的经济模式推上了火山口，也再次重挫了中国民众和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信心。
在美国政府的信用评价被降低之前，中国政府持有了美国1.2万亿美元国债。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国债一直被视为投资者的天堂，因此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和在中国的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在短短几年内拥有了1.2万亿美国国债，成为美国第一债权国感到骄傲。在美国政府主权信用降级之后，因美元贬值和美债评级下降，中国政府的外汇资产浮亏已达3000亿美元。中国政府对此也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申明抨击美国政府对债权国不负责任。中国民众在痛惜国家无端遭受了3000亿美元损失的同时，也开始质疑：中国政府为何要将中国民众创造的财富，变成巨额美国外债存放于美国，而不是将这笔财富用作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
事实上稍作分析不能发现，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实现的举国体制的经济政策，才能使得中国1.2万亿美元的财富，在几年之内成为美国外债，这笔外债到底是涨是跌，完全由美国经济发展决定，而这笔财富的创造者---中国民众，对这样的政府行为只能听之任之。而中国所致。正如著名政经评论家陈破空所说：一个人均收入还仅仅排名世界百位左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居然大举借钱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这等对外政策，说得轻一点，是“极不合理”，说得重一点，是“极其愚蠢”；也正如大陆学者所说：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被政府随意处置。从更深层次上看，中国政府为何要急于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把这笔资产用于中国国内，是因为中国政府事实上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而这些利益集团不希望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还利于中国民众；而是把这些财富转移到海外，以便继续被这些利益集团集中调用；美国国债是财富转移海外的首选，而因美国经济不景气导致国债贬值而产生的损失，尽管数额巨大，但也被这些利益集团忽略不计了。
综上所述，中国在现行的举国体制的经济政策下，一方面， 国有大中型企业因其低效劣质无法领导中国经济走出低谷，中小型企业因享受不到对等的国家经济政策而纷纷破产或该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把大量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资金转移到海外，而不是继续在中国投入再生产；而中国地方政府的外债持续增加，各种投资项目也无法短期收取回报，这些因素都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大规模下滑，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在未来几年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而同样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通涨依然在持续，中国经济离滞涨危机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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