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书展，报导说司徒华回忆录首发八千册，销售一空——这是我们出版界的一个创纪录的消息。司徒华先生（1931—2011）不是明星偶像，不是畅销书作家，他的魅力在哪里？
一位小学教师出身，参与社会运动，最后成为香港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最有号召力的领袖，他的对手最初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后来是中国共产党。为此，他付出毕生的精力。他没有婚娶，没有子女，他的爱留给了他的学生、亲友和渴望自由民主的人们。他没有显赫的威名与荣耀，但他实际上已经是香港人心中的圣人。这就是华叔——司徒华。
自认人生两大事：不结婚、不入党
这本回忆录是华叔的个人传记，也是香港开埠以来一个相信是空前绝后的时代的见证。这个时代大致是战后迄今的六十年，香港从英国的一个稳定的东方殖民地，逐渐转化为一个和中国关系日趋密切，最后成为五星旗下的行政特区。她没有像西方殖民地那样实现独立，也没有像上海、广州那样被共产党“解放”，成为当今世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歷史背景孕育了有异于香港重商传统的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在“九七回归”的巨大冲击下得到激活与深化。而香港英治文化的非政治化与非中文化，又凸显香港左派势力的影响——这些都反映在司徒华的人生道路上。
他的回忆录的最可贵之处，我认为就是真实地描述了一个满怀民族主义激情的左派青年怎样转变成一位反抗中共极权主义的英勇战士并获得香港市民的高度认同与崇敬。
我们初来香港时，对香港左派充满好奇，前前后后也接触一些港共、亲共人士，从新闻角度看那是形形色色，也是无奇不有，变幻无常是常见的，都没有华叔来得那样透明和诚恳。例如他谈到“入党”问题时说：“总结我的一生，自问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不结婚，没有家累；二是拒绝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交待了八十年代许家屯拉他入党的事，引用陈云的一段话，表示“可做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的意思。许家屯还有培养他做行政长官的厚望，新华社内部也说“司徒华应该可以成为香港的李光耀”。在他病重之际，北京派出医疗组，他的回答是：谢绝统战（令人想起《牛虻》中蒙泰尼里看望临刑前的牛虻）。
最近，许家屯否认说过培养他做特首的话，但我们宁可相信华叔的记叙，因为这符合他与中共关系的演变，他说八五年参选立法局时还徵求新华社的意见，许家屯承认和司徒华有约十次的会面，也未否认邀他入党。直到北京六四屠杀，司徒华才“彻底认清中共本质，与中共决裂”。
逐渐认清中共反民主的本质
回忆录分六部。前三部是时序为线索的纵向叙述，从家世、学友社阶段，到创建教协会，投身香港民运，最后到六四转折，领导支联会二十一年。后三部则是人生的一些横切面的记忆，怀念挚友、师生情谊与患癌经过。
回忆录显示华叔的转变也不是六四的一夜之间，而是多年尤其是在进入中共体制内（任基本法草委）的体验积累而致。他说，早在反胡风时，中共将私人信件当作罪证，他就感到“是不道德的”。当草委第一次会议，决定开会时间地点都要保密，他也非常反感。八八年反对“双查方案”中，他和李柱铭在基本法草案表决时，投了反对票，中方竟违反“不记名秘密投票”规则，在记者会上公开出来。他聆听邓小平谈五十年不变的那次讲话，亲眼看到邓小平说到兴起，说如果五十年不够，可以再加五十年——令他“愕然復凛然！”他写道，这样重大的事情，邓小平怎么可以这样信口开河去改变？而有些与会者听到还很高兴，他却看到中共领导人“不知法治精神为何物”……
他总结四年草委工作经验，更看清了中共的实质：“甚么听取各方意见”，都是假的，他们有了主意，你休想改变他们，“基本上是一言堂”。内地很多草委来开会，从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唯命是从。贪便宜，甚至带家人住酒店，吃美食。有一次早餐，他和钱伟长一席，钱向他表示，香港不应该有民主制度，因为香港有很多黑社会，进行普选，政府就会被黑社会控制。华叔听了只得苦笑。他大概没想到钱伟长这样的大知识份子竟有这样离奇的想法。
华叔说，他以前只是从报纸、杂志上认识中共，现在耳闻目睹有了亲身的体验。受到中共礼遇的人很多，但在华叔身上的反应不同，他很敏感，因为他是“民主派”，他不能同流合污，安之若素。有一次开会，他提出香港特首应该加设一个副职，即副行政长官，提议遭到许多委员勐批甚至责骂，后来才明白中方早已设计好了：一个特首比两个特首好控制。
支联会、教协会的成功经验
在回忆支联会二十年来的歷程中，华叔也不避嫌地揭露中国通港督卫奕信的亲共作为，他派李鹏飞来游说华叔解散支联会，被华叔顶回去，而且怀疑李鹏飞的角色也不光彩。董建华则三次劝阻华叔搞六四纪念活动，都被华叔严辞拒绝。由二百一十个团体组成的支联会，迄今大体未变，虽然有的团体没有活动，但仍挂名，只有左派教联两个成员退会。
华叔总结支联会“愈战愈强大”的三条经验是：一、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工作者，只有一个受薪职员，大家生活简朴，都有职业，不吃“民运饭”；二、财务严谨，开源节流；三、领导成员老中青三结合，稳定又不断更新。他相信，支联会将持续下去，直到中共平反六四。他估计平反将可能在二○二二年，即中共第五代（习近平）下台之后。华叔任支联会主席至生命最后一刻，他说绝无“接班人”之想，领导只能由选举产生。每届一年，他年年当选，义不容辞——港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每年数万人以上的维园烛光晚会的灵魂人物就是司徒华。他说一生创办了两个资歷长久的组织，一是教协会，一是支联会。前者八万余人，全港第一大工会。支联会虽无政党功能，众所周知其影响力不亚于一个政党。
黄雀行动，深情寄语海外民运
回忆录也透露支联会营救六四民运份子的一项秘密工程“黄雀行动”的若干内幕。华叔写道，支联会参与者知情者只有六人，“直接向他匯报”。整个行动则由黑道走私集团负责，影艺界邓光荣、梅艷芳亦有参与，出钱出力。共从大陆救出三、四百人，每次行动先落五至六十万港元不等的定金，成功后再付一笔款。救出并协助政治避难的包括一名毛泽东情妇和她八岁的儿子，至今住三藩市。这些人的身份，往往要求助于港府政治部，华叔惊嘆英国情报工作的厉害，对中国的了解出乎想像。
华叔亲手办理的个案只有柴玲与吾尔开希。开希花钱最多，接应三次才成功，花了六十万。救出李录也“花了特别多钱”，过程非常艰辛曲折。华叔说，黄雀行动有些情节还不宜公开，行动的成功是因为大陆很多人同情民运人士，如柴玲住在边境一个公安派出所楼上很长时间，无人知晓。而各级官员又贪钱。华叔寄语海外民运：希望他们老老实实生活，不做坏事，解决温饱，找一份工作，学好当地语言，为民运工作量力而行。
作为和八十年代香港民主运动同步的媒体人，拜读司徒华回忆录，自有一种往事歷歷在目的亲切感。记得一九九○年本刊举行座谈会邀请华叔、杨力宇教授等出席时，华叔还是一副中年扮相，我们不知道他在指挥“黄雀行动”，但已是志同道合无疑。这本回忆录显示当年他在政治上已坚定成熟，完全克服了年轻时的左倾幼稚病。二十年来，我们也不止一次邀请他出席活动或做访问，包括前年《零八宪章》的新书发佈会和会见一些大陆来港人士。
1990年1月正是苏东波汹涌之际，开放杂志举行座谈会，华叔（左四）发言预言中共将是最后一个顽固的专制堡垒。
回忆录只围绕香港和中港关系铺陈，不及其他。自从江泽民横蛮地将法轮功定为邪教后，不仅大陆官方兇狠扑杀，香港人虽未跟进，但也有不少人敬而远之，包括一些媒体，但司徒华并未迴避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大纪元时报周年，找人题词祝贺，只见三人刊出，第一就是华叔（第二个是我，还有一位教授）。也听他说过，对法轮功可以各持己见，但受到迫害，应该支持他们。让我强烈感到华叔在政治上的转变是很彻底的，他有独立的判断和使命感，爱憎分明。
优雅文化气质，改变了香港
在中方围剿彭定康的时候，他也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回忆录第三十一章中，他对“肥彭”才识和风度非常折服。他说彭能言善辩，文学修养深厚，信心十足，充满幽默感。针对鲁平的小家气，讥讽港英临走大洒金钱，华叔引证说，鲁平要求港英政府留下二百五十亿元，彭定康走时却留下三千多亿元财政储备金。鲁平骂彭是“千古罪人”，华叔却亲书一幅横联“千古醉人”赠予彭定康，作为告别礼物。经李柱铭翻译，彭定康明白后，乐不可支。可见，华叔已彻底摆脱少年反英气盛的民族偏见。
最后，我想说说华叔的文化气质。港人都知道华叔的书法了得，每年年宵市场，他都设档写“挥春”，即写对联，一张二十元。他说，他写过不下一万张，都是为支联会筹款。这本回忆录，从书名《大江东去》到各章，文字平白如话，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以中文为载体的民族豪情，这种豪情不是狭隘、造作的，而是健康、优美的。“青山不老生妩媚，绿水长流自缠绵”——我每年都收到他寄来的贺卡，照例书写一联诗句，格外雅致。
他说，他和李柱铭曾有一个分工，他负责支联会，马丁负责民主党。其实，他们更本质的分工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是他们各有所长的教育背景决定的。而使用中文粤语的香港社会的本土民众，正是蕴藏华叔政治资源的沃土，也是他的中文优势得以尽情发挥的舞台。华叔和李柱铭的合作构成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色。
在这个特定的底色上，泛涌起香港四十年的民主浪潮，众声喧哗，响彻云霄，创造了当代华人世界反中共一党专制的无与伦比的场面。传统的香港变了。司徒华是弄潮儿，是乐队指挥，如果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够实现并永存的话，他将是第一个香港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