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北京的冥顽不化及统治集团的高度自利，让中国人处于深度绝望之中，故此才有末世来临之感。Getty Images
如今的中国在台商眼中虽然还是花团锦簇般繁荣灿烂，但在中国大陆民众眼中却已经是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的一片末世之景。
末世之喻纷然杂陈
有借清末辛亥革命说事的，如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写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该文指出导致清王朝垮台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中国已有了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与具有初步权利意识的工商阶层。他们难以忍受腐败的折磨与蛮横专制，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清国朝廷凭藉恐吓压制民意并切断讯息流通，大肆抓捕革命者，制造恐怖气氛，激化社会矛盾。整篇文章读下来，与中国现实丝丝入扣，令读者不知老教授是借古喻今，还是历史真的如此相似。
还有借苏共亡党二十周年说事的。经济学家及党史专家黄苇町发表〈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再次重复他多年前表达的观点：“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至于以下说法与其说是评析苏共历史，还不如说是指涉今天的中共：“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
近日还有一本吸引了不少网友眼球的网路政治小说《末世拍案惊奇》。从赖昌星引渡回国说起，完全直指中国高层政治。除了官衔借清代官制之外，人物姓氏及其在朝中位置与行迹，差不多近于实写。目前还只出了三章，已经引起网上疯传。这三章依次为：〈第一章：赖大还朝惊煞老臣，太师良策安抚众官〉；〈第二章：北戴河督抚朝圣驾，小茶馆草民议时局〉；〈第三章：论朝政权臣谋上位，逢疾雨薄督遇故人〉。看似闲笔，但对时势与官场脉动却把握得很准。
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Charles Boustany）等人今年6月去了一趟中国，都能感觉到中南海的惶恐。回来后对外公开发表主题为〈中国领导人自信降低〉的访华观感。主要内容是两点：首先，面对不再超过10%的高成长经济，北京不知所措。其次，对北非、中东推翻独裁政府的运动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上资讯的不可控制，中国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在2012年换届之前情况失控。
精英大出逃
由于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感到悲观，中国的精英移民蔚然成风。对现政权来说，这种精英的移民，无异于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2011年4月，中国招商银行与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共同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即使资产远低于一亿元人民币的精英阶层，其实也在考虑移民。2010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七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十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加上政治稳定的预期急剧变差，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些人移民的主要去向是加拿大、澳洲及英美等国。
上述情况不包括现任官员携公款潜逃者。但无论是移民还是官员外逃，都是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出走，这种出走等于用脚投票，意味着他们对政权的离弃。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次精英出走
除了上述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出走之外，对北京形成更大威胁的是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
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人们对社会现实深感绝望。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意指变革或改朝换代之时，也泛指除旧换新的时期），曾在二十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共产党的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成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政府严重腐败，吏治极端恶化。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三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人们就业艰难。底层无上升管道。今天的中国还得加上一个重要因素，即生态严重恶化，已经将中国人逼至生吁绝境。北京的冥顽不化及统治集团的高度自利，让中国人处于深度绝望之中，故此才有末世来临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