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歌”并非始于重庆，早在5年前，江西省电视台就已主办了“中国红歌会”。每逢国庆、五一、七一时，也有不少地区政府、单位自发选“红歌”来唱唱，就连KTV娱乐场所，也早有一些红歌置于怀旧曲目中。唱者、听者或激动或沉思或淡然。但来到重庆，不仅全球华文媒体代表要唱红歌，政协港澳委员要唱红歌，就连已88岁高龄的基辛格也受邀出席“中华红歌会”开幕式。纵然重庆市主政者薄熙来表示“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但如此“唱红”，不仅舆论已扣上了“形式主义”的帽子，就连重庆百姓这几年下来也产生了厌恶感。
记者来到重庆进行街坊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用“政治任务”来形容唱红歌。据了解，“唱红”最初确以市委宣传部“红头文件”形式(《渝委办发﹝2008﹞26号》，发至各机关单位，由单位党政一把手来抓。几年下来，重庆各处都在放声高歌，挺热闹、挺红火，颇有广大群众衷心拥护和热烈支持的模样。可这都是在大白天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中。重庆电视台时常选择去社区录制唱红歌的节目，当被抽中的时候，社区或者单位就会随时拉人头来凑数。录制节目，主要就对着那几个会唱的“干部”，其他的群众演员都只是张张嘴巴，当个背景。
一位重庆市民表示，镜头前那些受访的唱红歌者表达“唱红歌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振奋我们的精神”、“我们就是唱着红歌长大的，我们对红歌有着特殊的感情”……都是被安排好的，太符合实际了。每个人的感受，都会因其对历史感悟和思想深度的不同而不同，所谓读莎士比亚“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表述，但政府宣传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这位市民还打趣到，《重庆晚报》曾大幅报道，重庆一老人患上重度忧郁症，大小便失禁，而且时不时会产生幻觉。在老伴的劝导下，他热心唱红歌，抑郁症“不治而愈”。这都硬与“唱红”联系起来，太邪乎了，怎么不让人发笑?而就在记者采访时，耳边传来一阵用RUP方式演唱的“映山红”，定楮一看，还是一位歪带着帽子，打扮很嘻哈的西方人演唱的。
另外，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获知，自薄熙来入驻重庆之后，每年都要充分利用重要节日日，举办红歌演唱的活动，先后为李长春、习近平、周永康、刘云山、刘延东、孟建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海内外嘉宾举办大型“唱读讲传”演出。并且，根据不同领导安排不同的红歌。比如，习近平观看的演出，特意安排了军旅歌手杨丽君演唱《英雄儿女》作为主打节目。周永康来访时，因为他曾在石油部门工作，所以专门安排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这些红歌晚会，全部不售票。观众都是组织上安排，多以单位为代表，按区域分坐。安保级别极高，每个入场者要签一份保证书。
对于“唱红”，多维新闻记者在重庆数日后发现，多数重庆百姓对唱红歌并没有很抵触，他们表示“唱一些历史好歌未尝不可”，但对于“形式主义”的做法，则很反感，很不明白政府究竟宣扬的是什么？他们也意识到很多舆论说“重庆唱红是回到文革时代”，但在他们看来，只是由于人为制造“红海洋”和各种形式主义，造成某些“又来了”的错觉。
已在重庆工作十年有余的律师坦言，唱歌毕竟是唱歌，用政治的、行政的手段来强势推行，大搞“运动”，让人难以理解。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把握问题，政府对“度”的把握如何，体现著智慧和水平。所谓“过犹不及”。“运动”般“唱红”久而久之只能使人产生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