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产片《桃姐》威尼斯夺后，顺德妈姐，本来在八、九十后这一代，已经是很落伍的记忆。香港的年轻人贱视记忆，认为记得以前的事，即是落伍和out。但这一次，欧洲威尼斯影展的白种影评人，甚为欣赏顺德妈姐这个“远东文化遗产”，娱乐版一热卖，特区高官脸孔一凑过去叨光，“妈姐”这个名词，又hit了起来。香港中国人的趣味，由白人来定义，好了，妈姐这个话题不老饼了，感谢意大利洋人扭转潮流之恩，我可以说了。
我小时有几位妈姐，一直到七十年代初。除了小时走马灯的几位，同行最久的一位叫梨姐。梨姐来我家时年方四十七八，面容瘦削，少无读书，除了认得唐字数目：一竖是一、×是四，一个字也不识。梨姐原名江少梨，她两个姐姐也是住家佣工。大姐叫少淑，二姐少薇。三姊妹都从顺德来，而且都“梳起”不嫁，不知道她家庭出了什么事，只知梨姐有一个弟弟在家乡顺德，每月她省下工钱买食油，用一块毛巾包起，在包裹上缝一块白布，写上她弟弟在顺德某公社大队的地址。毛泽东声称 “解放”了劳动人民，但梨姐的弟弟还要受奴役，要梨姐这位深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寄油接济，而且我父母是左派“爱国新闻界”人员，他们的报纸，天天在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但雇员的家里都有梨姐这样的长工，我自小就见识了毛泽东这尊亿万蠢人争相膜拜的大神，是个什么狗屁东西，以及“爱国同胞”天生的虚假。梨姐是个戏迷，时时带我去天乐里的国民戏院看早场：《扎脚刘金定》、《十年一哭二郎桥》、《一夜九更天》。她会预早通报电影故事，叫我快把功课做好，带我去开小差。梨姐看任剑辉、何非凡、麦炳荣，全情投入，她教会我许多广东大戏的入门知识。梨姐不识字，常带我去登龙街的写信档去找写信佬诵默家书。我替她当跑腿，也替她写信，省回那一毛钱。她带我逛鹅颈桥罗素街的菜市场，买猪肠粉，偶尔肉店的猪肉佬口花花的性骚扰两句，梨姐不年轻了，闻而大乐。殖民地时代，香港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梨姐时时给我讲顺德的民间故事：有一个小孩，绰号“猪肚”，从小受尽欺凌，后来遇到了神仙。猪肚奇遇记，我反复听了又听，她说了又说，在她的声音里我遥遥见到她家乡的一片鱼米荷香，她说起顺德的山水，我托着腮，坐在小板櫈上听那许多发生在田园阡陌间的忠义故事。梨姐告诉我：有一天，她想单独去顺德到她的祖居小住，我很期待，只是不知道，一河之隔，一个赤地千里的故乡，梨姐为何去不了。
梨姐的二姐薇姐，在上环嘉冕台的报馆宿舍。她时时来探妹子串门，声音宏亢。薇姐性格刚烈，不似两个姊妹沉默寡言。妈姐与主人家的命运血缘渐次相连，小孩视如己出，如同子姪，她们孤单而无子女，盼少主长大成龙，这是一般后来的中国人无法领悟的悲情。许多家佣会省吃俭用，把工资存下来，少主长大，放洋读书，家佣会封一封大利是。梨姐在我初中时，与父亲口角辞职，我家姨婆另一位家佣，名叫陈妈，是湖北人，做得一手武昌红烧鱼的好菜，油爆酱香，一生都记得。另一位姨婆从上海南迁，也带来两名沪籍家佣，一个叫杨梅，一个叫梅英，来香港再请一位顺德的珍姐，煮点广东菜。几位大江南北的女佣，对我都很好。去英国读书前夕，珍姐依依不舍，陈妈塞给我一封红包，内有三百元，这是她两三个月的薪资。我不肯要，她死命塞。我去了英国几年，陈妈一双小脚，行动不便，在后楼梯倒垃圾时不慎失足跌毙。消息传来，五雷轰顶。回到香港，姨婆仙逝，几位家佣也遣散了，欲寻回也无从。梨姐离开后，曾回我家造访几次，探望“事头”——从前岭南粤语俗中有雅，没有“老板”之称，也不叫波士，叫事头——念及旧情，有时眼角湿润。我从没与梨姐重逢，只知她几年之后也不在了。民国的女佣妈姐凝聚了中国旧时民间的美德：忠诚、念旧、恩情。有了妈姐这个行业，我这一代方知中文的“感恩”二字——不像今天电台DJ胡呼滥叫——是何等重如泰山。因为毛赤祸乱，顺德妈姐逃亡，湖海栖迟，也与许多中国难民汇聚在殖民地香港。没有英国人的文明庇荫，也没有了五六十年代妈姐和女佣对中国伦理的承传。那时候的中国人，即连江湖绿林之辈，也是有道德底线的。
联合国早就应该把中国的顺德女佣列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我有一个心愿：如果有一天我很有钱，我会捐一座墓园，让民国三十八年之后南来香港的各省籍女佣长眠，让她们的骨灰或遗骨长埋青山绿水之间。我会找回梨姐、薇姐、陈妈、珍姐，还有杨梅和梅英，把她们召唤在一起，献上一抔黄土，一束白菊，在夕阳里，我会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默祷：今天我长大了，没有各位的沐恩，你们巧手的厨艺和动听的道理，也没有我陶杰这个人，没有我今天笃信的这一切，我永远怀念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