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局成立
性贿赂不能入罪是大陆法学界的一个共识，因此对那些在贪腐的同时又放开性享受的官员，只能在伸缩范围很大的党纪内处置。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也成为中共行将败亡的一大诱因。
有内幕消息称：自二○○七年山东济南市人大主任段义和炸死情妇案件爆发后（段被判处死刑，已执行），北京高层就开始研议对领导干部私生活（尤其性贿赂）的规范条例，只是由于其中涉及相关人的隐私保护问题而迟迟不能成文。尽管如此，该项工作还是时断时续地进行，消息表明该项工作由监察部副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负责。
颇为绕口的“班子官谚”
国家预防腐败局本来是个空架子，主要是对应中国政府○三年十月签署、人大○五年十月批准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设立。虽然其局长由监察部部长马馼兼任，仅有的一名副局长也是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并且马屈二人都是中纪委常委，但该局基本上是监察部内部的一个分支机构。为了让该局有些事情可做，中纪委报请政治局，将规范领导干部私生活的条例草拟工作交该局办理。
北京官场人士对此颇不以为然，有人说：“预防到床上，不如预防在会上。”直指人事决策上腐败之严重，百姓也反感地说预防腐败局是预备腐败的，“干脆叫‘预腐局’算了”！
如果说预腐局对人事腐败毫无反对确实有些冤枉，其对人事腐败的调研还是颇为深入的。因此，就有了六月下旬该局网站上刊发署名文章里的“官谚”引用，称曰：“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没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了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该篇署名文章其实是预腐局的一篇研究报告的改写，该报告的重点之一是剖析官场的“公共情人”现象。不过，令预腐局汗颜的是领导干部性违规早已超出了“公共情人”层面，或者说，“公共情人”现象只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口味，而更多样化的性享受在各级领导干部当中已经形成狂潮之势。
比“贡女阴毫笔”更可恶
中共领导干部的性违规呈现出三大态势：第一，追求个性化，如河南开封市的组织部长李森林接受下属官员进献太太的性贿赂，收集那些女人的阴毛并分成粗细、颜色不同类别，打算做成“贡女阴毫笔”；第二，分享义气化，如云南昆明市发改局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建军等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开房；第三，表达网络化，如四川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党办主任赵子俊违规上网并在微博上与性伴调情，等等。
官员的性违规狂潮不仅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道德，而且还为相关犯罪行为提供了前提。比如，江西南昌市的一个犯罪团伙专门以合成的不雅照敲诈县处级以上官员及国企老总，共发出六百余封信件（尚有八百余封未发出），范围涉及广东、湖北、江西、河北等省份。接信者大部分向犯罪团伙汇去指定数额的款项。该事件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贡女阴毫笔”，因此，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对中央办公厅的专项《情况汇报》批示道：“对汇款的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要注意他们由于心理恐慌所引起的不当行为。”
很显然，贺国强出于对中共整体形象负责的考虑，要保护那些因不知道自己哪些违规性行为掌握在犯罪团伙手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中宣部也将此案列为禁止报道的特大丑闻。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共领导干部性违规的烈度。
政法要员“到床下维稳”
不管贺国强如何煞费苦心，中共领导干部的性违规在以上三种趋势之后，又出现了暴力化倾向。比如，最近媒体披露的四川南充市蓬安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趁同席的安监局女干部醉酒，将其弄到宾馆进行强奸；再比如，甘肃陇南市成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汉文，猥亵幼女被撞破堵于床下。
对于张汉文职务里的维稳分工，网民很敏感，有人说：“维稳工作做到家了，都到床底下检查情况去了。”
政法系统的性违规其烈度之甚早为百姓所知，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但也有媒体为了商业卖点，还是曝光了一些案例。比如，湖北黄石市的中级法院院长方鄂生半夜接一名商人的妻子“开房谈事情”而被该商人实名举报。方鄂生被当地人大免去院长职务，他自己则辩称开房但没过夜。有网友则说：“这个院长怎么当的？自我辩护如此不成功！没过夜，就等于没‘交配’吗?!”
预测十八大“提问话题”
中共十八大明年召开的信息已经强劲传播，媒体纷纷报道代表的选举。北京一位在中央级媒体工作、专门采访纪检监察新闻的记者说：“多亏《领导干部私生活规范条例》没有出台！就是按草案的标准衡量，将有一半以上的代表不合格。”
有关媒体炒作的“公共情人”李薇出狱卖点也被中宣部以非行文方式叫停，因为在李薇的关系网中据传有一位被称为“北京市高官”的人士，被知情人指为现任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王岐山。一旦媒体继续挖掘下去，将会使王岐山晋升常委、出任第一副总理的安排破局。
确切消息表明：预腐局草拟的《领导干部私生活规范条例》在十八大前会暂停，是否再启动要看十八大后高层班子的态度。不过，可以预料，中共领导干部性违规问题或会是届时记者招待会的一个提问话题，而发问的肯定不是国内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