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对外部世界（中国共产党辖区以外的）的非共产党人士发表了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口头的，一次是书面的。
口头的谈话是在1945年7月4日。这天黄炎培应毛泽东邀请，到杨家岭（延安）毛住的窑洞里叙话。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黄炎培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无远虑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里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也有，“人亡政熄”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著名的党外人士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熄’。”
以上这个著名的“窑洞对”，如今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话，应该说是至理。不过，这是回答党外民主人士的话，这种回答外界人士的表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点答记者问的意味，这些话是否由衷，是有待进一步考察的。
毛泽东书面的谈话是1945年9月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当时日本已经投降，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甘贝尔趁毛泽东在重庆的机会，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请毛回答。当然。毛泽东也以书面的形式给出了回答。毛泽东的书面谈话，在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发表，10天以后，即1945年10月8日，又在《解放日报》刊出。
甘贝尔提出的十二个问题中，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第十一问是: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第十二问是：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的书面回答如下：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它军队改进的参考。”
上述毛泽东的谈话也是至理，不仅是至理，还是“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正确方向。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封建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统治彻底告别的历史发展要求。“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正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失去了追求这种境界的可能。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面临重塑祖国的时刻，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境界，在客观上，恰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的书面谈话，在《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没有收集到有关的资料。但是可以设想，这篇谈话由于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它肯定会在国统区的各界人士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和支持。推而广之，它也一定会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同情和认同。毛泽东的这个书面谈话，用现代人们喜欢用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它特别“阳光”。
然而，上述书面谈话，到底是不是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要点呢？笔者以为不是，不仅不是，这个谈话还可以说，和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夺取统治中国的政权，他最热衷的是大搞阶级斗争，他崇拜暴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他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他自己来专政）。在具体做法上，毛泽东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在阶级斗争中，毛泽东紧紧抓在手里的是三个“法宝”，那就是一个党，一只军队和一个“统一战线”。在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遵循历史循环的血酬定律，是要“坐江山”的。在他坐江山当口，他不承认世界需要平等，他要压迫“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那不要紧，他指谁，谁就是）。他要进行“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要旨，就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1949年建国以后，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专制独裁的复辟封建主义之路。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已经在许多文章中进行了分析。事实表明，“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无论是在毛泽东的思想里，还是在毛泽东的实践中，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四大自由，什么时候有过应有的地位？
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同他一贯主张根本不着边际的话呢？因为，这是书面的“答记者问”。答记者问嘛，总要装一装的，即令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不例外。毛泽东和各种骗人的政客一样，也自觉地遵从“必须装”的规律。不过，毛泽东和一般二三流的政客不同，一般二三流的政客，其权力和地位是无法和毛泽东相比的。以毛泽东的权势和地位，他“装”起来的欺骗性比一般二三流的政客要大得多。毛泽东玩的是大政治，他的欺世盗名，盗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国”之名，玩的是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的谎言，他欺的不仅仅是中国国民，而是全世界。毛泽东不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么？对了，正是这种权势熏天的大人物，一旦把他的痞气贯注到大政治中，政治欺骗强奸历史的后果，才会更加深刻、更加厉害。
四人帮垮台以后，人们在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时候，尤其是在讨论毛泽东的“错误”的时候，邓小平特别强调，不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他的个人品质联系起来。邓小平的意思是要人们更多地关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大问题，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具体到毛泽东本人，当你把他平等地放在芸芸众生的一般人的地位进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一套、做一套的事情，他食言而肥、二三其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难道大人物、领袖人物，在接受历史检验的时候，具有和普通人不一样的“道德豁免权”吗？难道“人人生而平等”，在遇到对领袖人物评价时，不适用么？
为了说明毛泽东在政治上说一套做一套、食言而肥、二三其德的表现。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最一般的，但也是最普遍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政治批评方面的大原则，那就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然，这八个字是古已有之的，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大师嘛，引用和强调一下，是不妨的）。“言者无罪”随着毛泽东的引用，也成了他的至理名言。可是，在中国真的是“言者无罪”吗？1955年，全国有两千多言者戴上了“胡风分子”（等同于反革命）的帽子，被关进了监狱；1957年，五十五万言者被打成右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了被专政的待遇；1959年以后，六百万（一说是四百八十万）言者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字狱遍及中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之最，创下了世界性的最高是历史记录。“言者无罪”在成了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之后，也同时成了他欺世的典型的谎言。毛泽东的伟大，尤其在于他要玩，就玩最大的。“言者无罪”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玩笑，“言者无罪”涮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党内的高级领导人，无论是谁，只要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不同政见，只要稍有表现，轻则关监狱，重则掉脑袋，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打的旗子是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加了个“新”字，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偌大个中国，连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何来民主？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组织制定了所谓“总路线”，从此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专制与独裁的步伐，就大大提速，一直提到“万寿无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在科技发展上的落后，还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表现在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抵制，表现在政治改革的拖沓或止步不前，表现在对民主宪政的恐惧与拒绝。而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由于具有不够公平、公正、公开的特征，由于潜规则的盛行，由于暗箱操作太多，尤其是由于权势的能量远远大于监督的力量，恰恰制造了腐败产生的土壤，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源。当今的中国，腐败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一切领域，特别是权力者的腐败，不断升级，越反越腐，大有野火烧不尽之势。为什么世风日下？为什么浮躁之风盛行？为什么潜规则大行其道？是因为政治文明落后，是因为政治体制有重大缺陷，是因为政治改革跟不上趟。
忧国忧民的人呼吁启动政治改革。这些人里，有的不是从现实中去找根据，而是想从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里去找根据。这样，“窑洞对”被翻了出来，不断出现在各种文章中，企图证明，毛泽东早就主张民主，而我们现在，显然没有按老人家说的办。毛泽东的答甘贝尔记者问进一步被翻了出来，企图证明，毛泽东早就主张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而现在我们应该赶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毛泽东早就提出的目标。
翻出毛泽东“至理名言”的人，如果不是误会了，就是找错了途径，或者是被“拉大旗”的习惯所误导。毛泽东1945年的两次重要谈话，虽是至理，但无诚心。这两次重要谈话完全是用来欺骗世人的。这两次重要谈话，在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毛泽东时代，不是彻底被边缘化了吗？笔者也曾认真地学习过老人家的著作，知道这两次谈话的内容，绝非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要点。不过，这两次谈话被翻出来也好，这帮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毛泽东的虚伪，在政治上，伟大领袖原来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今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落后，其实恰恰源于毛泽东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否定。中国今日的政治权力的架构是毛泽东主持搭建的，中国今日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中国人如果——用台湾时兴的词说——如果不和毛泽东进行切割，政治改革是万难起步的。
（本篇作者无法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