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就是做企业，那个地方的环境，政策，这些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中国人现在都捆在一块，也达不到那么大的竞争力。所以，我建议冯军不要这方面谈的太多，这东西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做企业，要实实在在的使得消费者喜欢你，愿意买你的东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日本人有历史的原因，我们感情上不大那么喜欢。但是，大家看90年代，那么多的日本人的企业征服了中国。所以，包括爱国者等企业，带出去的团队，有没有希望就看你们是不是生产出欧洲人、英国人喜欢的东西。
谈到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可能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有感触，因为我毕竟不是做企业的。而且我听了好多企业家讲，我的想法跟他们不太一样，我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假如一个人坐牢了，没有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人在设法营救他，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他随时可能被放出来。另外一个人，他在外面，他有自由，但是他知道有人一直在追捕他，随时可能把他逮进去，你说哪一个人心情更好？
我感觉民营企业在80年代，很类似坐牢的那个人，现在的民企则很类似在外边自由的这个人。
我们财富更多了，跟原来不可比，但是，我觉得心情、预期很不一样。这就是我想描述的这个现状。当然，也许我说的有点不一定准确，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有这种感觉。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我现在做生意是违法的，但是，我相信未来是合法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正在做的是合法的，但是可能担心，随时变成非法的。
在西方世界200多年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就是人们财产的安全和自由，我觉得非常可悲。我们今天，包括坐在这儿，我讲这些话，我都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不应该还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在讨论，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羞愧。
那未来怎么办？我在年初的时候讲，这几年我们国家气质的变化，我觉得需要一种提气的机会。我年底接到很多邀请，让我报告一下经济形势，我说我不懂经济形势，我也不研究经济形势，我3年以内的事情不太关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的偏差，他们真的好象把希望都寄托在宏观的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身上，这样我们又有希望了，这个完全错误的。真正的我们有没有希望，看看1992年什么变化？就是一种气，就是给你自由了，只要你合法，只要你能够为社会、为老百姓创造价值，就是光荣的。
所以，那么多的人，原来甚至没做过企业的人，突然之间做企业了，后来还做得不错。我们现在好多老做企业的人发现慢慢也不太会做企业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种期待。那么，创造这种环境，得有行动。那个年代，20年前也是有行动的，现在我觉得什么行动可以给大家鼓起勇气？如果我们政府真正的下决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的股份大幅度的转让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信心马上就有了，因为使我们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看到中国的方向往哪儿走了。现在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走，我们甚至都担心往回走，所以怎么可能有信心呢？
最近有关领导也意识了，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行动。因为只讲话，没行动，最后讲话就没用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80、90年代，大家耳朵竖起来想听讲什么话，现在好象讲了以后，大家没有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做的。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刚才几位谈到怎么提高素质，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管理方面我不懂，但是我想作为真正的企业家，其实就是很简单，你怎么使人家消费者感到高兴，使人家更幸福，你给人家创造价值，始终盯着这一点。太多的东西在中国适用，去美国可能不再适用。现在包括像民营企业赚钱不是靠自己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了价值，而是以政府的补贴来维持，这也是很可悲的。
当然，国有企业更是这样了，所以我一直在告诫我们民营企业自己的努力，尤其要防止民营企业本身既得利益化，因为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总可以摆平，给你一些诱惑，使得我们不太真正的求上进，如果这样，我觉得非常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