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
这里汇集了东西方各种各样的神，无论是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还是黄皮肤的，都能在此找到各自的欢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只能有一个龟兹石窟，敦煌莫高窟只能是它的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阳光只有偶尔才能些微地进入洞中，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尘埃浮动霉菌暗生。自从这个地区的人们信仰了另外的神后，他们的金身被砸碎，他们放着神性光芒的眼睛被刺破，然后是遗忘，在一千年的遗忘中坍塌、剥落……
千年灵光乍现
从今天的新疆库车城出发，向东南方向前进，穿过农田和沙漠地带，越过纵横的沟渠，最后到达渭干河一条支流河冲决的山谷，山谷高处有一很陡的山隘，就在河谷的两岸，三分之一高的崖壁上，布满了累累的古代洞窟。
当手电光芒划破洞中的黑暗，突然将灿烂的一角泄露了出来，仿佛一下解除了女巫的魔咒，洞窟中的一切瞬间走动复活起来。色彩流溢、飞天翱翔，车马喧闹，神态各异的天神——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的。佛祖的眼神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望来，宣谕着隐秘的圣示……
“这里的壁画是我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够找到的最为精美的艺术品，它包括传统的佛教绘画的各种形态和场景，而且又几乎具有纯粹的古希腊特征。”1905年，德国佛教美术史家、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印度事务部研究员、格伦威德尔打开了坍塌、泥封了的洞窟口，里面的斑斓色彩倾泻而出。（《新疆佛教艺术》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著，新疆教育出版社）
在封存了近千年后，人间的阳光重新打到佛的脸上。然而一个令人惊异又跺脚痛惜的情景发生了：满墙壁画上一种非常漂亮华丽、闪着光的红铜色，渐渐地黯淡下去，无可挽回地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了，几乎所有的洞窟都是如此，仿佛是佛以千年的修行，聚集了全部的能量，以便这最后的灵光一现。
即使灵光渐失，但洞窟里依然华彩灼灼。壁画的背景大量地使用了燃烧一般的砖红色，红色配以佛青色，有一种跳跃的感觉，而壁画的人物又多用黄色、金红色、浅绯红色和深绿色。或许还嫌这些颜色不够华丽，于是大面积地使用了金箔，可惜的是因为金子使用得太厚而大都被人从墙壁上刮走了。
“许多壁画背景使用的颜色，都是那种贵重的、有光泽的、真正的佛青色，仅次于通常被使用的浅绿色和深棕红色。在拱顶上，有时出现佛青、浅绿、黑、白等颜色的组合，从而产生一种令人惊异的吸引力”，格伦威德尔说。
这条蜿蜒伸入天山深处的渭干河的两岸，像是一条长长的展示佛教艺术的长廊，河流出山口的崖谷间，是汇集了112个洞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再向西往深山里进入，忽见一片巍峨赤色崖体，那便是有236个洞窟的克孜尔石窟。再加上周边的森木塞石窟和克孜尔尕哈石窟，在今天叫库车，古代称为龟兹国的地方，组成了庞大的龟兹石窟群。
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世界，但却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往昔那些神态各异的神祇，在经历千年的劫难后，依然生动在已然伊斯兰化的氛围里。在高高的洞窟的穹顶上，那些不易被够到的地方，这个神国世界还活着。
被格伦威德尔命名为“海马窟”的洞窟的穹顶上，有一条以白绿色作为底色的装饰带，小小的一条带饰，却是一个无比神奇的世界。从左到右，也就是从进入者看到它的顺序，先是一个马头蛇身的动物，马的身上长着一对翅膀，前两蹄呈腾飞奔跑状，但后面的马腿却变成了一个缠绕了两转的蛇身；接下来是一只奇异的白色骆驼，站在水中，头部长了很多怪异的突出，头上有一条彩色的鬃毛；骆驼的前面，是一条向前游动的三头鱼，三只头最中间的是一个向后回望着的人头，向前望着的是一只猴子的头，还有一只猪头向前伸着；再前方是一个从水中露出来的弓箭手，他正把箭对准前方的一个长翅膀的马头蛇身怪物；猎人的前面出现了一只龟，龟壳是三角形的；再向前是一只金翅鸟，正从空中扑向一只长着四只头的蛇，或者是龙。而在这奇异的装饰的烘衬下，海马窟的拱顶上，是一片美丽的世界。
大光明王骑在一只6条腿的大象身上，大象在疯跑，王张着两手似乎想抓住一棵树，好制住大象。那本是一只温顺的大象，因为此刻它恰好看到了一只雌性的野象而情欲大发。这是告诉人们，无论动物还是人，都会因情疯狂。
苦行者摩诃迦克凡，横渡大洋来到一个三只蛇保护的城市，得到了“愿望宝石”，但嫉妒的蛇神抢走了宝石，摩诃迦克凡发誓要吸干海水，于是他把自己披在肩上的纱帛放在海水里，那纱果然在不断地吸着大海，龙王不得不从水中出来，奉还宝石。
敦煌模本
看到这个佛国世界不由想到敦煌莫高窟。
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尊的和尚，云游到敦煌的三危山下，在沙漠傍晚出现的万丈太阳金光的感召下，开始了为佛开凿安身之家的行动，敦煌莫高窟千佛家族自此肇始。
从敦煌向东，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兰州黄河岸边的炳灵寺石窟、安西的榆林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东方的心腹之地浸染而来。
但是，这个乐尊自哪里来？这种以窟安佛的方式自哪里来？
佛说，佛灭度后，佛门四部众弟子，当于清净处修禅定，于是出现了“凿仙窟以居禅”的修行方式。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石窟，当属印度开凿于公元前3世纪的、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的文达雅山中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共开凿了三十多个石窟，延续了500年。公元7世纪玄奘特意将拜谒这个石窟群列入自己的西行计划，他看到了在叠岭连嶂、重峦绝巘之间有高堂邃宇，重阁层台，七十余尺的大佛像背岩面壑地挺立在崖壁之上。
选择一个远离人间尘嚣的地方，去开凿洞窟，龟兹的石窟完全采用了这一思路，而龟兹正是信奉小乘佛教的地方。天山的余脉，天山的沟壑，天山的雪水。一个个的洞窟就深藏在山的褶皱里，断崖绝壁之间，湍流溪涧之上，一座座洞窟如密密的蜂房一样——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塞、克孜尔尕哈……只要是能够凿壁塑佛的地方，都挖洞开龛，龟兹石窟远不止上述四座，只不过由于年久毁损而以这四座保留洞窟最多，最为完整。
龟兹石窟群的四个石窟共有编号窟435个，现在存有壁画的有150个窟，这和敦煌石窟群的规模相当（敦煌以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三处为一个大群落，共有552个窟），但是，龟兹石窟群却比敦煌石窟破碎得多，除了这里已经完全伊斯兰化外，还有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劫掠。洞窟墙壁上一块块边缘切割整齐的地方，没有了壁画，丑陋得如疮疤赫然在目。
龟兹石窟群中最大的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天山南部余脉40米的崖壁上，也是背岩面水。渭干河流于谷底，河对面是一片赤红色的山，阳光照耀的时候会一派红光闪烁，仿佛聚满了神灵。克孜尔在维吾尔语中就是红色之意。
1979年-19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组用碳14的方式，为克孜尔千佛洞测定了年龄，克孜尔共有236个石窟，从开凿于公元205年的第一个石窟到公元860年的最后一个石窟（正负之差均在一百年左右），持续不断地开凿了近七百年。龟兹石窟群的各石窟的开凿时间，大都与克孜尔石窟相仿，而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比克孜尔石窟晚了近一个世纪，也就是说，在龟兹石窟开凿了一百年后，这种凿窟供佛的方式，才传到敦煌。
龟兹国，龟兹人
古代叫做龟兹的地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一片绿洲。中原王朝最早记载龟兹的是《汉书》。早在西汉时期，龟兹就成了汉帝国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兵家之地。《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西域都护常惠曾发龟兹周边国家兵力从三面围攻龟兹，以讨其先王杀汉使罪。兵未合，龟兹王先降。龟兹王绛宾娶乌孙汉解忧公主之女为妻，多次到长安朝贺。或许是迫于汉帝王之威或许是出于对东方文明的爱慕，龟兹衣服制度一度仿效中原。但是龟兹毕竟不与中原同俗同源，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7世纪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龟兹屡次与中原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其间有残酷的战争，也有着和风细雨的文化渗透与交流。
玄奘西天取经路过龟兹，留下龟兹“文字取自印度，粗有改变”寥寥数语，就是这个“粗有改变”，让后来的学者们穷经晧首几十年。古代龟兹人是什么人种，这里为什么会用印度的字母来书写，他们与印度有什么联系？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学者们从龟兹人使用的语言中推测出龟兹人有可能是很早很早以前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的一支的结论。
但是龟兹人的来源似乎远没有那么简单，玄奘记载，龟兹人生了小孩子要用木头将他的额头压扁，以扁额为美，而且“男女皆剪发垂项”，（《晋书·西域传》）只有国王不剪发，“以锦冒顶”，用长长的锦带包裹住头部，脑后留两根锦带飘飘荡荡。
季羡林先生通过对龟兹语的考证，认定佛教并不是通过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而是由中亚一个又一个民族接力传递，而在一站站的接力中，龟兹是重要的一环。
佛教徒营建洞窟以修行的方式，从印度第一个石窟阿旃陀石窟开始，跨越了帕米尔高原，在龟兹的山谷间找到了落脚之地。至于是谁先选择了这里，凿开了第一块山崖，是龟兹本地的僧众，还是来自印度的信徒；谁在这里塑造了第一尊佛身，谁在墙壁上点上丹青；谁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的静坐冥想的修行，已经无法考据了。龟兹石窟没有像莫高窟一样找到一个叫乐尊的和尚和那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但在这个人生命远远不能穷尽的700年的时间长度里，龟兹一定出现了无数的乐尊和尚，无数的佛光普照的时刻，这是支撑这项艰苦的连绵不绝的挖山塑佛工程的唯一精神动力。
龟兹壁画
1905年，格伦威德尔在克孜尔发现了一个完全被泥浆流浸泡埋没的洞窟，它的墙上布满了厚厚的一层霉菌，格伦威德尔先掏出一个小孔，让微风先进入洞窟，防止大开掘而使壁画爆裂。在霉菌干燥后，他们又用中国的白酒擦去霉菌，使壁画重现出来。这个洞窟除了神佛之外，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在佛殿的一侧墙壁上画了四个正在创作壁画的画师，因此被命名为“画家窟”。
他们都留着玄奘所描述的“断发垂肩”的发式，而格伦威德尔将它称为“埃及样式的黑色假发”，穿着紧身的翻领大衣。一根花式腰带束在大衣外面，腰带上挂着一种又长又直的十字柄宝剑。下身的裤子束在皮靴里。无论是宝剑还是大衣的样式，都是伊朗式的，或者说是伊朗武士的装扮。直到今天，在新疆库车，这种翻领大衣、皮靴的装束都是男子的常见衣着，并且佩带短匕首也是男子的所爱，看到这四个画家，才明白日常生活的根源是在哪里。
时间在四个画师身上静默了下来。他们站在大红色的地面上，左手托着调色盘，右手持着中国式的毛笔，聚精会神地在墙壁上作画。
其中有一个画师踮起脚尖，仰着头，正在向高处点画丹青。他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执笔的手高高翘起着无名指和小指，感觉得到落笔时那种屏住呼吸的小心翼翼和轻灵。
王征龟兹壁画临本
他们或许就是龟兹人的原本样子：一个从文化上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伊朗或者古代希腊罗马的部族。所以他们留着埃及法老壁画上的发式，穿着伊朗式的及膝大衣。他们信奉了佛教，不仅把佛的形象留在了自己的家乡，还将他向更东方——莫高窟传播。
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身世就典型地反映了龟兹与印度的联系。鸠摩罗什出生在龟兹，生活于公元四世纪，但他的父亲鸠摩炎却是天竺相国之子。因为不愿意继承相位而辞避出家东度葱岭来到龟兹，反而被龟兹王敬慕，拜为国师，并将妹妹强嫁于他，于是有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7岁随母亲出家，9岁随母到当时的小乘佛教中心罽宾国（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学习小乘佛教，13岁返回龟兹，到二十多岁时他已是西域远近闻名的高僧。鸠摩罗什的前半生和印度联系紧密，后半生则是沉陷于东方。公元384年前秦苻坚之将吕光破龟兹，杀国王白纯，将鸠摩罗什掳至关内。但是吕光是一个不信佛的人，在破龟兹之时吕光就调戏鸠摩罗什的信仰，强妻于龟兹王的女儿。鸠摩罗什不从，便灌以醇酒，将两人幽闭密室，致使其破戒失节，然后又将鸠摩罗什扣押在姑藏（今天的甘肃武威）17年。这17年是鸠摩罗什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困顿于姑藏的期间，鸠摩罗什学会了汉语，当他率领3000弟子在长安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范空前的译经时，一切都似乎找到了因缘。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三百年，但由于没有一个对接印度、西域诸族和东方的大师出现，使佛经多失原义，多了方术牵强附会的困境。鸠摩罗什的出现一扫用中国思想义理、名词附会佛学的风气，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将佛学思想体系介绍入中国。
一条印度到东方的路就这样铺了起来。
盗窃者，保护者？
19世纪，随着殖民东方的行动，欧洲突然看到了人类几大文明的交流景象，这种文明的混血是如此不可思议而又神奇地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让人多么惊讶与激动！
1902年斯坦因在汉堡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展示的他在新疆的考察考古收获，这让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印度部管理员格伦威德尔深感焦虑，他明白德国再不组织探险队出发的话，一切都晚了。
格伦威德尔想寻找印度的佛教艺术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相结合的原点，那种诞生于东方和西方文化母体的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如何翻越了帕米尔到达了中国、日本、高丽，影响了整个东方的。他推测在传播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个媒介地区，而他认定这一媒介地区一定在中亚……他希望在东西会考艺术和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之间找到一个联系……”（《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德]A·格伦威德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他找到了这个地方——龟兹。一切都保留在古代龟兹的石窟里，这些大型的石窟寺虽然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和岁月的掩埋，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如此完美的几大文明相结合的景象了。
格伦威德尔并不是龟兹石窟的第一个发现者，19世纪末，西方帝国探险队纷纷进入新疆进行“考察与测量”，龟兹石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重新发现的。在格伦威德尔组成的德国考察队之前，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都曾到达这里，并考察过。但无论是谁，都不能和格伦威德尔相比，这个专门对洞窟壁画感兴趣的考察队，对龟兹石窟群，包括新疆吐鲁番的石窟群，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式的剥取，封存了千年几乎被尘世遗忘的洞窟就这样訇然洞开。
格伦威德尔考察队成员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后任考察队队长）是一个坚决的毫不留情的壁画剥取者，相比之下，格伦威德尔还显得仁慈许多，他认为壁画应该和它所在的洞窟一起保留才不损价值，为此，当勒柯克想将一个洞窟的穹顶壁画全部剥下来时，两人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与勒柯克配合的是巴图斯，他是当时世界上技术最高超的壁画剥取专家，就这样，“德国探险队4次新疆探险考察共盗取文物433箱，约三万五千公斤，其中仅佛教壁画就达630幅，其它绘画、雕塑以及古代文书数量众多，这里无法一一统计列举，单就古代文书而言，所涉及的古代语言就达17种，书写使用的文字达24种，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古代语言文字博物馆”。
德国的这些收藏品，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一些精品壁画已经固定在博物馆的墙上，不能移动，只能罩上罩子并堆上沙袋进行保护，但在柏林遭受苏军猛烈的轰炸的时候，博物馆被7次轮番轰炸，壁画全部化为瓦砾，其中有最精美的28幅大型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