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从毛时代过来的人：“尽管不满现状，但是否愿意回到过去？”我想，我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记忆健全的老人，回答都会是一个字：“不！”
为什么？为什么过来人不愿重温毛泽东时代的生活？太穷？太苦？太惶恐？挨整？不自由？答案可能很多。但我想来想去，正确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时代，对基本人权的剥夺太多。
你可能马上会反驳我：“胡说！不是说那个年代比现在公平多了吗？不是说那个年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吃穿住行有保障，而干部清廉没特权吗？怎么成了剥夺基本人权太多了？”
老革命的南征北战史，下乡知青的青春无悔史等等，都是打哪儿来的，就打这么来的——明明是充满了恐怖、劳役、饥饿、禁锢与不安的亲身经历，却被不满权力腐败、市场不公与贫富悬殊的现实否定给篡改了、美化了——就这样，毛泽东时代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百姓安居乐业、普天同庆的旧梦。
还是让史实说话吧。马斯洛的有著名的人类需求五层次之说，从低到高的排序是：生理需求的层次；安全需求的层次；爱与社交需求的层次；个人尊重的层次；个人实现的层次。比照这五个层次来看，毛时代，是个几乎剥夺从高到低各个层次需求的时代。
最高层次的个人实现，能做到吗？做不到。你是驯服工具，是螺丝钉，是铺路石，是一块组织上想往哪搬就往哪搬的砖，谈何个人实现？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不安全，都不能善终，普通人，遑论个人实现？
次高层次的个人尊重，能做到吗？做不到。那是个冠名权(帽子)和肢体语言(棍子)满天飞的时代，“落水狗”“小爬虫”不是最难听的，挂破鞋，抽耳光也不是最难受的。那些把名誉看的比生命重要的高洁志士，只能自杀。据披露，运动来袭时毛会预见到一批人自杀。他曾不止一次对拜见者说：“这次，大概又得有几千人自杀了吧？”
下来的层次，爱与社交的需求更做不到了：爱心只能上缴给党和领袖，防范、戒备与仇视才是日常功课。那种天天排队、集训、办班、开会、交心的社交，你更受不了。人际之间相互监督，一句话说错，有人告密，就会大难临头。那年头，能安心独处或当逍遥派，会被人羡慕。
起码的层次：安全的需要，注定做不到。相信自己在家烧日记、烧书、砸“四旧”的事，大家都干过。“被揪出来了”，是亲友间最担心的事。开会时，会突然高叫“把某某某揪上台来”，没准，就是该你倒霉了——要整谁，用当时的话说，都是“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至于上班、上课时，被叫去问个话，训个话，只算个毛毛雨吧。
最低层次的，生理的需求，那时也无法满足。我知道，饥饿感会让我啃铅笔，会患12指肠球部溃疡。营养不良，会使母亲肝损伤，64岁就殁于肝硬化。我知道，从小的玩伴，都是鼻涕趟过河(流进嘴里，穿不暖，冻的)，身上长虱子、长癣的(没有洗澡条件)。我知道，犯什么错误，都不要犯“作风问题”。革委会保卫部的判刑布告上，都有一大串“通奸犯”。而红卫兵的暴行，就和性压抑有关。
古人也有类似人生欲求层次的论述。认为人有六欲，分别为食欲，性欲，长寿，安逸，愉悦和尊荣。“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全生，就是六欲都能满足，亏生，就是只能部分满足。而迫生还不如死。所谓迫生，就是六欲皆不能满足，“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这里服，指服劳役，辱，指受侮辱。
古人认为，正当欲求全不能满足，还要服劳役和受侮辱，就是生不如死。读这些典籍，不由我不联想当年。我想按字面意义，把“迫生”理解成被强制过某种生活——或按领袖意愿（如胡乔木、胡绳说，挫败，是毛泽东为了人民而探索、实验的失误；而史实则是，毛泽东似乎始终知道，人民并不喜欢那些“探索与试验”），或按主政者的设计蓝图。我认为，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迫人民过其本性本不愿过的生活，大约就能叫“迫生”。
当然了，“迫生”的特例，什么年代都有，而我们不得不悲悯的是，那个年代大众化的常态：一想到众多终年辛劳，却被高征购掠走粮食而“闲时吃稀”(毛语)的社员，一想到几十万没受过军训，便长眠在朝鲜的战士，一想到众多海外归来却报国无门，被罚苦役的知识人才，一想到众多长年分居两地(避孕药叫做“探亲一号”)的职工，一想到众多父母因忙得无暇顾家，而酿下的孩子悲剧，一想到众多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蛮干事故中死伤的人，一想到8亿人，只有8部戏，一想到众多在百般挫辱下自杀、致残或精神失常的人；总之，一想到亿万普通人的时代命运，我就不免黯然神伤。
林语堂说，人生好比赴宴，能吃饱喝足才死而无憾。而当年，未能体验人生乐趣就早早夭折的人何其多？虽幸存下来，但心灵伤残或至今“灵魂出窍”的人何其多？
（本文略有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