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为了祸国殃民的“抗美援朝”，农民的负担甚至比以前更沉重，生活更艰苦，境况更悲惨。（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毛泽东和农民所谓的“感情”唯一表现在他的“秋收起义”上。他以“打土豪、分田地”、“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口号煽动没有土地的赤贫户——流氓无产者起来造反（被当世之人称之为‘痞子运动’），使得乡村间的穷光蛋们奋起杀人、抢东西。最后，由于受到政府的镇压与富人的报复，90%的赤贫户都没有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剩下极少极少的赤贫户当了“将军”或“国家干部”，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文化大革命”。小自安徽的于得水，大到中央的彭德怀，他们都是鲜活的人证。就连做到顶级人物的朱德总司令，在“文革”中同样未能幸免，被批判，被斗争，被骂成“老混蛋”。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农民得以斗地主、杀地主、分田地，看起来扬眉吐气，但是，“公粮”一定要交纳，“公物”一定要征收，儿子、丈夫一定要送往前线。46年前，老樵在定远县农校上学，那里的农民家庭一半以上都挂“烈属光荣”的牌子，有的家庭是“牺牲”了父子几个或兄弟几个。
“解放”以后，为了祸国殃民的“抗美援朝”，农民的负担甚至比以前更沉重，生活更艰苦，境况更悲惨。学者梁漱溟是唯一挺身而出为农民执言者，他说：“过去20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当初革命时农民……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这些言论踢到毛泽东的病根，他没有为此深思是否应该改善农民的待遇，而在公开的会议场合亲自对梁漱溟展开了攻击：“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要求照顾农民”成为梁漱溟的罪状，被毛泽东以嘲讽的口气指为“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被指为“班门弄斧”。
一个爱国爱民的优秀学者从此被打入地狱！
接下来就是举世震惊的“三年自然灾害”。除了那些丧尽天良的毛蛆别有用心地矢口否认这场灾难以外，所有亲历过这场灾难的中国人都确认灾难的真实存在：3000余万人活活饿死，其中99%是农民！
1968年到1970年，老樵“下放”偏僻乡村，亲眼看到那里农民的粮食有15%被强征“公粮”——没有一分钱补偿，少缴一斤就抓人；45%被卖“忠字粮”——低于市场价一半，给多少“指标”，必须完成。当时原始劳动，生产力极低，这样一搞，农民只好“糠菜半年粮”了。那时候中国城市人口很少，根本要不了这么多粮食，大量的粮食都被毛泽东“支援亚非拉革命”了。
最初，毛泽东说是要建立“工农政权”，要以“农村包围城市”与国民党抢夺天下。夺取政权成功以后，农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农奴，被户籍死死管住，不得离开土地一步。就连遇上灾荒，都不许外出讨饭。一直到80年代，各地城市还设有那时候的“收容所”，专门关押、遣送外出挣生活的农民，把他们斥之为所谓“盲流”，随便抓捕、随便处置，就像对待盗贼土匪一样。
“文革”期间，毛泽东宣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的地位依然是被“领导”。实质上，“文革”的时候是林副统帅的“解放大军”领导一切，毛泽东的所谓“工农政权”其实与工人无关，与农民更加无关！
毛泽东出身于地主家庭，有资产，有雇工，他不能代表无产阶级。他没有当过工人，因此他也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基于他对中国农民的一贯政策和态度，他也绝对不够资格充作农民领袖。中国现代史上的农民领袖是朱德、彭德怀他们，农民领袖远远不是政治流氓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