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不当言论的北大教授孔庆东（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南方都市报》2月1日报道，内地客港铁上吃泡面事件在香港引发了大讨论，香港特首办请专家开讲，港府高官呼吁双方理解克制。中新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1月31日对个别内地学者不当言论表示遗憾。呼吁克制和表示遗憾诚然是需要的，但这主要是两地官员缓和事态所应该采取的立场，如果内地和香港的民众并没有达成共识，类似事件就还会发生。
吃泡面事件的根本是文化差异导致行为评价差异，进而演变为“内地人”、“香港人”的情绪冲突。内地成年人在地铁上给孩子吃东西，或者自己吃东西，属于常见现象，但这一行为在香港是难以被接受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内地跟香港之间不存在今天这样的文化差异，五十年代后两地基本发生了隔绝才导致了差异拉开。这种差异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上海、广州都比香港更现代化，但并不因为有差距而跟香港有行为方式的情绪化冲突。不同人群之间永远存在文化差异，彼此不能闭起眼睛不看见，而要客观承认。互相的交往要以客观承认文化差异为基础，内地人要承认到香港不可以在公共交通、街道上吃东西的规矩，香港人要承认一部分内地人会在公共交通、街道上发生吃东西的行为。彼此交往多了，自然去香港的内地人也就会越来越少发生在公共交通、街道上吃东西的行为。
香港是个开放社会，内地是个由封闭而走向开放的社会，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内地人大多会有一个向香港人学习的心理存在。作为开放社会的香港人，应该对内地人多一点包容，客观承认内地人有许多不同的行为习惯。这次吃泡面事件中所发生的个别内地人不分清行为发生的时空环境，发表不当言论，这是由封闭到开放过程中的心理扭曲现象。内地人的主流毕竟是接受和理解香港的行为规范，也能够包容香港人的批评。作为走向开放的人群如果不能包容批评，只会停滞不前，难以进步。
一百多年前，刚走向开放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量跑到日本，1905、1906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高峰，至少有一万人。随即日本舆论对中国留学生不文明行为的批评也多了，比如批评中国学生边走路边吃食物、在饭店大叫大闹、喜欢在墙上题诗描画、在教室里抢位置、不好好读书却热衷于嫖妓等。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出台了主要针对中国人不良行为的《留学生取缔规则》，所谓“取缔”就是管束的意思。中国留学生以杨度为首，并没有客观对待的态度，认为是侮辱中国人，提高到亡国的高度，鼓动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运动，这样日本人舆论对中国留学生的批评也就更加严厉。写《猛回头》、《警世钟》的陈天华不赞成搞大罢课的反对运动，但有一天看到日本报纸有“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这样一句话，悲痛不已，便跳海自杀了。
陈天华（左）（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陈天华留下的遗书并没有批评日本人，而是严厉批评了自己的同胞：“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而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陈天华是中国为自己同胞不文明习性而自杀的第一人，但可惜的是，他的死后来被简单宣传成了为革命而自杀，掩盖了他是为警示同胞“放纵卑劣”而自杀的真相。陈天华试图用自己的死呼唤同胞正视自己的恶习，改变自己不文明的言行，以真正获得世界的尊重。陈天华针对日本舆论批评的“放纵卑劣”，悲怆地说：“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尽管大陆客在香港与留学生在日本的情况有着本质不同，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陈天华的“警世钟”仍具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