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等都以显著篇幅报道了重庆民企老板李俊的遭遇，正值北京两会召开和王立军叛逃事件余波未平之时，海外主流媒体的介入，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李俊案的真相，而且，对身陷打黑“黑打”丑闻的薄熙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笔者认为，尽管官方能够暂时把王立军强行“休假式治疗”，但是，重庆打黑枉法追诉的涉案人员很多，国内有北京律师李庄，马晓军，海外有民企老板李俊；上个世纪在大连有陈德惠案，天天渔港案；本世纪在重庆又有彭治民和曾志强案，黎强案等数百起冤假错案，既使中南海高层“刑不上大夫”，薄熙来也逃不出倒台的命运，因为他明显地违背了历史潮流。
自从去年7月，本人大胆地图文并茂地披露了李俊案以来，海外有关薄熙来和王立军打黑“黑打”的报道越来越多，虽然，我写的文章占据了较多的媒体版面，但似乎是势单力薄，仅为一家之说，故有读者出于各种原因提出了质疑：你是不是个人恩怨，有所偏见？仿佛我批评薄熙来之举是在出狱之后，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早在1998年，笔者就在香港《前哨》和《开放》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对其贪腐和枉法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所以，2000年12月4日，薄熙来在下令拘捕我的同时，给中共大连市委常委会制定的近期工作重点是：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攻击，这正如2007年，薄书记下重庆“唱红打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排斥异己方面一样，不论变换多少花样，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都是以己划线，顺我者“红”，逆我者“黑”，由于王立军的“窝里反”，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也旁证了本人的观点。现在，以前存在疑虑的读者，特别是海外媒体的记者，也不再怀疑我所指出的薄熙来的问题。目前，《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对他的采访和报道，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我并不赞成流亡海外的李俊在困境中过于高调，他邮寄给我的证据材料只发表了一部份，我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目前人身安全问题，二是我对中共高层政改的期待，如同我的“文字狱”材料从未向联合国等提交相关证据一样，我主张中国人的难题最好在自家解决，故对温家宝的政改方案寄于善意的期待，但是，就王立军事件出现之后，薄熙来的起死回生看，中共自身的纠偏机制正在逐渐地丧失，像他这样既贪腐又枉法，还仕途一路高调，由我亲身经历所见，实在叹为观止。试问：如果不是胡耀邦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如果不是华国锋粉碎了搞极左的“四人帮”，如果不是邓小平，赵紫阳引导人们主抓经济，改变了贫穷面貌，中共能维持统治至今吗？那么，为什么胡温习李，不能够立即抓捕薄熙来等人呢？既然领导核心失去了纠偏的机制，难道中共的垮台还会远吗？所以，薄熙来继续表演下去，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就李俊案的来龙去脉看，它以铁的证据说明了薄熙来的反动本质，何谓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原本李俊是一个普通的闷声发大财的民企老板，20多年来一直在做生意，他的亿万家产来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只要他上缴了税收，又解决了一些员工的就业问题，政府对他就不应当有什么苛求，他会反对执政党吗，他用得着成立一个黑社会组织和中共对抗吗？黄奇帆在北大信誓旦旦讲得黑社会“四条标准”，他一条也不够，现有的一批新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重庆沙坪坝法院指控他的罪行，除了治安纠纷，就是民事案件，一条也不成立，但这并不影响薄熙来一句话，王立军“钓鱼执法”，编个故事，把他家亲友31口全部打成黑社会，为了什么？为了抢班夺权，为了取悦于张海洋，这种栽赃陷害，指鹿为马的把戏在文革中常见，所以，李俊案和李庄案一样，都有力地说明了，虽然文革结束了，但阶级斗争的幽灵还藏在薄熙来之流的心里，随时会跑出来吃人。这正是我20年来锲而不舍地与之抗争的主要原因。
我当然对中国社会诸多现象十分不满，但谁愿意走回头路呢？搞“二次文革”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吗？能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吗？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借助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的心理，误导群众通过杀人的方式造势，为自己的权力上升服务，他先把自己包装成廉洁之士，再把对立派官员打成保护伞，把不顺从他的民企老板打成黑老大，把富有的民企打成黑社会，达到罚没追缴巨额财产的目的。而政府有了钱呢，他再贿赂李岚清之类的官员，收买海内外媒体，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他自身就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大贪官，怎么会公正地为老百姓服务呢？这一套权术早被毛泽东玩臭了，王立军成了林彪，谢富治的翻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李俊案的出现，还有更深的社会启迪的意义：民企老板有了钱就安全了吗？显然，在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里，保住财富比创造财富要艰难得多，并非人人运气好，能不断转向找到不垮的保护伞，何况还有经营风险的问题呢，所以，朝不保夕的民企老板，在2008年王立军受到薄熙来重用之后，开始了预防性的大逃亡，表面上老板讲得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是在转移财产，如同“裸官”不信任标榜的优越制度，把下一代安排在欧美一样，越来越多的富豪，把钱存在海外，把老婆孩子安置在欧美等国。因此，薄熙来“唱红”把自己唱红了，王立军的“打黑”把富裕的社会阶层的心理安全打垮了，他们一唱一合，毁掉了邓小平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果，用老百姓创造的巨额财富养活了外国人，试问：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购置的房产，难道不年复一年地给它国上缴税收吗？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卖国主义吗？
记得我在最初撰写李俊案时，接到很多人的奉劝：他有四十五亿的巨额财产，肯定为富不仁，有了钱就猖狂横行，肯定有刑事案件在身，你为他讲话，风险太大了。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共富”是一个假命题，人与人智力运气不一样，怎么会共同致富呢？所以，要搞好税收，富豪缴了税，政府没搞好“二次分配”，不能怪有钱人太富，政治体制没有给官员合理分配税收创造条件，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重庆法院指控李俊十几条罪，唯一没有偷漏税罪，这说明作为民企，他已经尽了义务，历年缴税数以亿计，难道不是事实吗？拿重庆来说，如果“唱红”花费的2700亿节约下来，就能改变许多人贫困的命运，但谁能制约薄熙来的权利呢？他和王立军能在一个3200万人口的城市，抓出600个“黑社会”，一个小小的忠县竟有61个追逃小组，你说，还有“红社会”吗？这种大跃进式的大肆抢钱和高压维稳，使国家的税收打了水漂，用公民的血汗钱再来折磨自己的人民，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么？要我说，它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六十年代挨“四人帮”整肃的薄熙来，咸鱼翻身，成了整肃别人的“薄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本质一点没变。
这正是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王立军叛逃了，“重庆模式”的牛皮吹破了，中共十八大临近了，“习李配”将取代“胡温配”，不论如何配，政治体制不变革，官员的个人品性就非常重要，假如薄熙来代表的极左势力借尸还魂，不仅中国人民将蒙受巨大的灾难，全世界都得跟着倒霉，试想，一个重庆有270个文革式的专案组，一个国家该搞多少个呢？600个“黑老大”，只跑出来一个，就披露了这么多“黑打”的事实，可以推理一下，有多少触目惊心的悲剧被隐藏啊，从法官乌小青死在看守所，到李庄惨遭诬陷坐牢；从樊奇航蒙冤屈死到文强案拒不“异地审理”；从马晓军被强迫失踪，到抓捕方迪的王立军成了“一坨屎”，在短短的四年里，薄熙来鼓噪起来的个人崇拜和唱红“唱傻”，打黑“黑打”运动，展示了文革回潮的微型景观，从而把路线斗争的课题摆在中南海高层面前，何去何从，生死尤关，不能回避。
在我看来，尽管薄熙来和王立军强力地表演了一场，但毕竟与毛泽东时代比较，他们身后的背景截然不同了，毛一辈子没看过的手机和电脑完全改变了世界，薄熙来绞尽脑汁也不会料到，在他拘捕我九年后的同一天，李俊也被其送进了看守所，后来他成功地脱身了，却把证据材料邮寄给了我，随后就在互联网上传开了，自从童之伟教授的调查报告出笼后，有关李俊案出口转内销的信息就难以捂住了，这有力地说明了，在一个网络罩着地球村的世界里，靠欺骗的谎言和枉法追诉是维持不了统治的，我相信只要习近平能记住刘志丹，刘源能记住刘少奇，就没有人能步薄熙来的“二次文革”的后尘，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李俊不必流泪，回家的路是越来越近了！
2012年3月5日于多伦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