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06年9月4日刊作者：郑媛原题为：黄帅翻过那一页平静说心话
30多年前曾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沉寂多年推出新书———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后，黄帅几经人生风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近日，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黄帅心语》，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她说，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而这一切实际上与过去有关，也使她对现在因书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充满矛盾之情。新书
在他人“期待”的地方一闪而过
《黄帅心语》实际上是从黄帅上世纪80年代末东渡扶桑留学开始写起的，笔墨所及，大多是她在“小学生事件”后的点滴经历———自1998年从日本回国后，黄帅成为了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每年经手很多书，而这本她自己写的书，却并没有涉及很多当时的事件经过。所有点滴流露，也是一闪而过。她说：“这本书不是自传，不是揭秘事件始末，只是这些年的一些感悟。”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至今，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在母亲的泪水下，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当年安顿在主持《天涯孤旅》栏目时，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她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这些日记和文章现在组成了《黄帅心语》约一半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有她陆续写下的对于母爱、友情和人生的各种感悟。
转变
以前坚持不出书，去年才开始动摇
黄帅告诉记者：“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跟我同龄的人看的，特别是有一点闲暇的人看的。和市场上畅销的书相比，它没有太多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有的只是我对生活的点滴感悟，它记下的是真实的我。”
她说，自从回国后，一直有人提议她出书，开始她坚持不出，认为名人不出书是一种境界，但在去年，这个想法动摇了。“作为编辑每天都在做书。出书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明明你喜欢文字，愿意表达，然而就是因为你有名，就一定坚持不出书也不是正常的心态，也是没有放下自己。”她这样告诉记者。
虽然这本书对于想了解当年事件经过的人来说可能并不“解渴”，但黄帅说她现在暂时还没有出自传的打算。“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被卷进了一场漩涡之中。爬出来后，现在能谈得清楚多少当年的事情，我打个问号。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事人，记录下这些年来经历风雨的感受。”
家庭
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写下的四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
“当时在看招生简章时，不少学校都写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北京工业大学明确写的是为首都培养人才。”黄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她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
黄帅对北京工业大学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因为在大学期间，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
1984年9月，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加入了留学队伍。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她描述他时说：“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我太细腻了，而他比较粗放豪爽。”她说，当初和先生认识时，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并没有觉得太惊讶：“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特别是生下孩子后，她曾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晒被子时，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去看海，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她主要是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
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于是，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回了国。
“他现在还不懂，以后会告诉他”
今年孩子10岁了，黄帅说，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他现在还不太懂，反正书也在，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到哪一天他愿意看，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黄帅说到孩子时，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笑声也特别爽朗。
黄帅说，《黄帅心语》其实也是她献给父母的一个礼物。“妈妈对这本书是百看不厌。”《黄帅心语》出版后，她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寄了一本。“国际邮包比较慢，她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看到了，她打电话给我说，她看到书里的那篇《我和妹妹》，看一遍哭一遍。”
由于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黄帅与妹妹的感情特别深厚。她说，有一次妹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每天下班后钻过地铁前都要看一眼夕阳和地上的风光，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只有在祥和、宁静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才可以有一点美的情调，我们的视野才能收入美的风光，看来我们姐妹都远离了风雨飘摇的日子，都走出了阴影，都在阳光下灿烂起来了。”
现在的黄帅，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小学生事件”当年班主任细说从前
齐鸿儒往事早已释然
《黄帅心语》出版之后，缄默多年的当年“小学生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首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忆及30多年前的往事。
“班主任”现在还在教书
齐鸿儒老师今年67岁，几年前在史家胡同小学退休后，被反聘继续在校任教。“这么多年来，有关黄帅的事情，除非不得不说，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齐鸿儒老师说：“这段历史要说一天也说不完，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不想过多地回顾。”
1973年年底，“小学生事件”发生时，齐鸿儒刚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关村一小工作没几年。“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件事只是发生在师生中的一个小风波。”他说。
在他的记忆中，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但“不怎么爱说话”，也不是学生干部。在她给报社的信公开发表之前，她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
齐鸿儒老师当年教语文，他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其实我的目的主要是训练学生作文，并不特别看重内容。每天看完后只是批个‘阅’字。”但他也注意到黄帅在日记里向他提了意见。“她后来给报社写信，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我并不是在‘报复’她。”齐鸿儒老师说，自己当时年轻气盛，“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
事件发生后并未受太大冲击
齐鸿儒老师说，黄帅的来信和日记登报后，他当时受到的精神压力非常大，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成了“祥林嫂”，见人就说自己的理由：“我觉得我是为学生好，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了呢?”
“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但后来还是认错了，因为如果再顶下去，可能就得离开教师队伍了。”他说，而且，当时他也想明白了，黄帅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这件事不能怪她，有意见也不能转到孩子身上。”就在来信在报纸上发表的那天，黄帅病了，齐鸿儒老师还到她家里去看了她。
好在当时中关村一小的领导看得比较透，所以虽然“小学生事件”在全国轰动一时，但处于风暴眼的中关村小学反倒相对平静，在“认错”后，齐鸿儒老师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气葫芦”或“气煳涂”之称。之后，他一直在中关村一小任教到1982年，才调往东城区分司厅小学任教，10年后，又调往史家胡同小学。不过，此后他不再教语文，而是转教数学和计算机。
齐鸿儒老师说，在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他，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两人见面后，都没有再提及往事。
齐鸿儒老师表示，对于往事，他早就释然了，也理解了黄帅。“这事虽然过去那么久，但估计还会有些包袱，她也挺不容易的。”
他说他没有看到黄帅的新书：“没关系，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了。”
历史回放
改变黄帅的“小学生事件”
1973年，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1973年9月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单纯的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
没想到，这封信迎合了当时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的需要，黄帅这封600字左右的信留下了这样的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按照“指示”，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四人帮”被粉碎后，事件迅速发生变化，报纸上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
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对她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