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界长期弥漫着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简单的一句话，不仅蕴含大量玄机，还勾勒出中国体制甚至中国模式的大致景象。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逐个把玩：一是，力量是如何集中的；二是，怎样办；三是，究竟什么事才能算大事，谁说了算。三问题相互掣肘，关系复杂。例如，即使人们对于何为大事达成共识，那么，怎样集中，如何办成大事，办事成本几何，效率怎样，也是需要考虑的。
先让我们看看力量集中的过程吧。据媒体报道，2008年四川大地震期间，国内许多单位领导为了看上去好看，更为了自己的仕途，曾下令直接扣发员工薪金充当善款。这种“被慈善”的行为不也是“集中”的结果吗？从程序上看，此类集中不仅错误，而且荒谬，因为它绑架了捐款人的意志，亵渎了慈善的高尚。
上海世博会无疑在许多国人眼里算作大事，尤其当官媒鼓噪说，这是中国在世人面前展示风采、甚至中国崛起的重大时刻时，几乎没人敢质疑这不是大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媒体也报道美国这样一个富国在如何筹措参加世博会的750万美元的费用上遇到了麻烦，据称曾一度想取消参展计划，后在美国国务卿的亲自干预下,这笔费用才有了着落。在民主国家，不用说花750万美元，有时即使是修个公共厕所这样的小型公共项目，也要辩论数周甚至更长的时间。
相反，在国内，即使花上亿的钱，很多时候也是领导一拍脑袋的事情。许多事后被证明是“豆腐渣”的工程，就是这种拍脑袋式决策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全国各地建成仅仅十多年的大楼、路桥等都在城市新规划的旗号下被拆除了，那些本该“活到”70岁的高楼大厦，寿命被早早地提前终止。民间智慧将此类现象归纳为，计划、规划不如当地领导的一句话。显然，这种既不透明也不公开的暗箱操作，注定会导致贪污、腐败和豆腐渣工程。毕竟，领导不是神，我们不应也不能指望其为专家。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集中力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那么，就应该借鉴现代民主国家的成功作法，如公开和透明等，这也是大势所趋。政府在举办公共工程等通常认为是大事的项目时，向纳税人公开或征得多数纳税人的同意，能够有效避免决策失误留下的后遗症。
再让我们看看办事的过程和效率。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在举办公共项目时总是存在效率不高的特质。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关于未来的设想和规划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前期的大拆除、大折腾也会直接降低我们办事的效率，因为前期的浪费和失败无法回避，必须考虑到。
历史的经验需要吸取。在中国那个后来称为“困难时期”的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全国人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指引下，大练钢铁、“大跃进”以及赶超英美等做法，不仅未取得任何成效，而且还直接导致大饥荒这一人为灾难。
今年又值奥运年，但坊间却不断爆出不太和谐的声音。例如，多个调查机构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在下降。这与中国参加各类国际大型体育赛事金牌越挣越多的事实不太相符，甚至可以说匪夷所思。不过，细想起来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体育领域恰恰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典范”。政府把大量纳税人的钱财拿去拼竞技体育的金牌，在惠及普通百姓的全民体育健身运动方面的投入自然不足。几年前，西方媒体曾长篇累牍地报道中国从国外高薪聘请很多教练，专攻奥运金牌项目，其中包括许多既无群众基础，又无观赏性的运动科目。
于是，究竟什么是大事的问题便绕不开了，官方认定金牌可提振国民的爱国心，增加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办如此大事是否值得或是否有效率，却值得商榷。假定普通百姓身体素质的普遍提升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那么，目前的几块金牌又算得了什么呢？想想看，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想要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寻找体育设施是多么费时甚至奢侈的一件事情，因为城市周边全改成大楼了，缺乏便捷可利用的体育设施。
几年前，媒体也报道，中国奥运金牌的经济成本是每投入7亿元人民币才能生产出一块金牌，而体育强国俄罗斯每块奥运金牌的投入大约为2000万人民币。大致算来，俄罗斯奥运金牌的生产效率大约是中国的35倍。如果以20万元可修建一所希望小学或捐赠一坐乡村学校图书馆计算，那么7亿元人民币可修建3500所。多数人会同意，从长期来看，将这7亿元用于改善偏远地区的教育，远比弄一块很快被人们遗忘的金牌对社会更加有益。当这些资源用于解决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问题时，用“功德无量”来形容也不算过分。可见，如果我们从全社会的角度，尤其是从长远看，中国体育界长期奉行的举国体制办成的事情其实并不算大。即使事情办成，拿到他们希望拿到的金牌，我们依然可以说他们办事的效率很低。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的现状还有，许多正在长身体和急需接受教育的少年儿童被过早地送入各级体校，导致他们无法获取基本和完整的教育，未来退役缺乏生存技能，这或许也是中国体育集中力量办大事带来的另一种低效率。
说到底，无论是力量集中过程中导致的权力滥用，还是办事效率的低下，都是体制造成的。其实，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最难回答的问题莫过于，究竟什么事才能算作大事，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十分健全的国家，人们对何为大事也难以达成共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 Arrow）1951年在其成名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曾采用公理化的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选择，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过研究。他的发现是惊人的，即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人们仍无法获得一种令全社会都满意的结果，这便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核心思想。于是，整个社会对于究竟何为大事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也就容易理解了。
西方学术界一直流行这样一句话，即这个地球上最坏的事情既不是个体所为，也不是市场所为，而是政府所为。曾几何时，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是举全国之力，试图干成他们所理解的“大事”，然而这些所谓的“大事”不仅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在集权制度下，由于没有正确的决策机制，那些试图做大事的努力不仅不会取得好的效果，而且极易导致更多的灾难，中国当年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便是实证。正是因为对过去我们走过弯路的清醒认识，近年“不折腾”一词开始在中国政坛走红。然而，尽管领导者抱有不折腾的愿望，但如果体制不变，被折腾的情形就无法阻止，因为下级政府总会有折腾的冲动。如果考核政府官员的体制未变，那么，摧毁旧的建立新的直接推动GDP的项目还会层出无穷，纳税人被折腾的事件也会继续上演。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如今在一些民主国家，限制政府行为早已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政治理念，社会精英和公众对于政府试图扩大权力的各种努力也都十分警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场合，许多民主国家的政府也是常常限制政府的触角，如尽量使用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来调整社会力量的配置，促成大事的办成等。例如，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便是由私人来承办的。事后证明，这场运动会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极其成功的，特别是改变了以往奥运会如烫手山芋，总是亏本买卖这一根深蒂固的局面。
由此可见，对“集中力量可以办成大事吗”这一问题较为全面的回答应该是，集中力量可以办成大好事，但多数时候办事效率不高；集中力量也可能办成大坏事，导致大灾难，且难以挽回。
其实，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不知道自己的错误，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这对于个人是适用的，对一个国家和政府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执政党在动用纳税人血汗钱，应对人民利益诉求时，保持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和战战兢兢都是必要的，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算过分。那种自诩“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态度，不仅幼稚，而且可笑，甚至可以说是无知。毕竟，正确与否往往我们自己说了不算，只能由人民和历史说了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