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要奏效 唯有华山一条路（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记者李婉君编译】（本文作者Jamie F. Metzl于克林顿执政期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他也是美国安全伙伴关系的联席主席，及前亚洲协会执行副总裁。原文5月23日发表于“The Daily Star”网站，原文标题为“只有从最高及最低两头并进 中国的改革才能奏效”。）
在腐败和谋杀罪的指控中，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戏剧性垮台；中国盲人人权倡导者陈光诚，被飞奔送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以躲避危险，并随后前往美国，这些都引入注目。除非中国能够清除成千上万象薄熙来一样腐败的党的领导人，并赋予人民权力 - 就象陈光诚所代表的那些中国国民 – 他们被快速的经济增长抛在身后，或是为之受到伤害，否则中国的经济将越来越艰难。
由于大量的资本注入、廉价劳工、剽窃知识产权及集中规划，中国的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表现优异。就象很多邻国一样，现在中国面临着 “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随着工资上涨，中国低端制造业正在失去全球竞争力，而政府的政策、腐败成风、及主导地位的国企在扼杀私营部门的创新，这些增加了中国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成本。
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的第12个“五年计划”呼吁要逐步开放中国的经济。同样，中国政府的一个智库与世界银行合作，产生了中国2030报告，其中概述了需要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来加强整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础，创建一个开放式的新气候。
但是，如果中国今天的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对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些根深蒂固的“精英们”庞大的影响力和制度化的腐败。多年来，高层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在全国各地无数的重大投资中分到一杯羹。通过官商勾结，以及利用他们与国企的强劲纽带，这些官员们及其家属已成为了千万富豪。
通过资本管制及对储蓄低利率的强行规定，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公。由于缺乏其他的选择，贫穷的国民把自己的钱放入银行，银行再把他们的钱借给那些有特权的人来投资国企或是有更高回报的房地产。
这一系统在中国改革后的第一阶段是有效的，它推动了整体的经济增长及财政回报。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普通中国人的收入停滞，他们的利益被忽视，资本配置不当，环境和社会出现重大的副作用。现在，就是那些从当前体制中受益最多的人在阻挡着中国急需的改革。
例如，多年来不平衡的激励政策导致中国过度兴建高端房地产住宅，这本应引起房价大幅下降。但是，尽管政府在试图给市场降温，但当局不能轻易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因为中国的官员们和其他精英们很多的财富就存储在房地产业当中。这也组成了很多国有银行的抵押品。同样，虽然国企从中国经济中吸走了太多的氧气，但是对他们进行改革，将要求“动”到中国最强大的商业和政府领导人。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围着薄熙来的丑闻跳舞，看上去如此复杂（不敢下手）。薄熙来可能在这场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失利，但他对当局而言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当局需要积极地起诉他，显示清除此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很多针对薄熙来的指控，也可用于全中国极其庞大的高层官员身上，他们象薄熙来一样，积累了数额庞大的家产。
在突出薄熙来劣迹的过程中，共产党在试图证明，是薄熙来独自一人应该为其腐败负责。不过，考虑到（掌权的）那些人已从当前体制中受益如此之大，他们不可能把这清理干净。中国要改革，唯一的途径就是赋予人民权力，比如象陈光诚及他帮助过的那些人。
陈光诚因代表被当局施虐的村民而受到镇压，当局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让斥责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伪劣校舍的家长们闭嘴、让那些反对三峡大坝的人失声。如果中国真的想改革，她将需要象这样的国民“军团”，为他们的权利抗争，来平衡根深蒂固的“精英们”掌握压倒性的政治大权。
中国的改革要成功，只有既从最高层、又从最底层同时推进才行。当局需要发现任何的方式，来清除现行体制中的“薄熙来们”。当局不应威胁象陈光诚这样的人士，而是应该认同并支持他们。这两点，没有一点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取决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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