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主的孙子
我出生在祁连山脚下洪水河畔的上柴村，爷爷和一位小奶奶是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他们干最脏最苦的活，开群众大会时被立在主席台前遭人批斗唾骂，她们的子子孙孙也是理所当然的地主狗崽子，任人欺侮，任人咒骂，任人驱使。
爷爷是清末廪生，地道的读书人，民国时与他的父亲一起捐出家里多年集聚的钱粮物资，折合资金三万圆，建修了上柴村最早的学校（鹿上号保第二国民学校）。民乐县县长张声伟专门树立一块“鹿上号保第二国民学校建修纪念碑”，以褒其功德。爷爷先后在金山书院（洪水小学）、五圣宫等学校教过书，担任过民乐建县以来的第一任督学。土改时，教书的爷爷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从此以后，爷爷再没进过学堂，更不用说执教传道授业解惑了。他本来写得一手好书法，如今也派不上用场子，连给自家门上写对联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有一年春节，我家大门上的春联横额是“提高警惕”四字，这是毛语录中的话。驻村工作组的人责难说：“地主分子提高警惕想干什么？要反攻倒算？”爷爷只好自己臭骂自己一顿表示悔改，并摘除了“提高警惕”门额。“解放”后的二十多年，爷爷写了一份接一份的检讨书和决心书。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检讨书和决心书写得工工整整，还要把不识字的小奶奶的检讨书和决心书代写得工工整整，以此表明自己接受劳动改造的诚恳态度。
下雨下雪，年头节日，冬季农闲，广大贫下中农都在家睡大觉，谝闲传，玩牛九牌，地主分子们还要干永远也干不完的活，使东不敢往西。爷爷奶奶们不但要把庄户大院里的院落打扫干净，把垃圾或积雪清理掉，还要冒着严寒带上工具，把大队办公室和院落里的垃圾和积雪清理干净。大队里所有码煤块、掏厕所的工作都是地主分子尽义务完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洪水公社迁新址，我爷爷六十多岁了，照例是做义务工挑重担的劳动力。有一天推架子车，冷不防被撞住胸口，顿时口吐鲜血。实在无法支撑了，才请假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是肺叶破裂，急需住院治疗。钱花了一大堆，都是亲戚想办法解决，公家没给一分钱，连起码的关心和问候都没有。七十年代中期，上柴学校迁新址，小奶奶已六十多岁了，一个小脚老太婆，有一天义务给学校刮椽子，突然几十根檩条和椽子倒下来，压在她身上，疼得哀号不止。后经医生检查，腰椎砸断，下肢瘫痪，成了废人。家里穷得无钱医治，大队学校又不给一分钱，奶奶忍着剧痛和心酸，在病榻上艰难地度过五六年，最后抱憾终生郁闷谢世。
爷爷的一个远房堂弟是大队贫协主席，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没文化，人又愚钝，缺乏主见，闲暇时常到爷爷家喧谎聊天，少不了在爷爷家抽烟吃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贫协主席的乌纱帽不明不白被撸掉了。也许是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教唆，我爷爷在主席台上过堂挨斗时，这个弄丢贫协主席乌纱帽的堂弟打得最狠斗得最凶，说因受我爷爷拉拢腐蚀才丢了贫协主席的乌纱帽。
作为一位拿出家产三万圆为村上建修学校并亲自执过教鞭的善人、师长，爷爷理应受到庄户人的尊敬。可是在那年月，爷爷却遭到自己的学生的殴打和唾骂。每次挨批斗时，一位姓张的学生除了给我爷爷戴高帽子、打斗，还往爷爷身上抹糨子，吐唾液，打斗得最狠毒，辱骂得最厉害。他给我爷爷造成的心理创伤，爷爷至死都没忘，不肯原谅。
当时生产队大力号召积肥，冬闲时家家户户都把平时起早贪黑捡到的牲畜粪用筐运到肥料场，论斤计工分。滴水成冰的季节，一些贫农家庭运来的积肥冰块多粪便少，生产队长却不敢说一句斥责的话。我爷爷运来的肥料很少有冰块，可是生产队长还是挑剔责难，说泼了水了，冻成冰块了。无论你干多好，他们总能找借口挑毛病数落你，斥责你。
我的父辈和年龄大一些的哥哥们也同样遭受不公正对待。我的一个伯父，本是民乐县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最初在民乐一中教书，由于成分不好，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个叔父，大学毕业后由于成分不好，没敢回老家，远走玉门教书。在玉门，叔叔的教学水平和书法艺术都是顶呱呱的，可是因成分不好，虽然身材高大一表人才，却找不到对象。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女生，非常崇拜他，死活要嫁他，最终还是被父母棒打鸳鸯散。直到过了不惑之年，这个叔叔才与一个死了丈夫的小学教师成家。由于二人性格不和，加之文革期间遭受折磨，叔叔英年患上肝硬化，过早辞世了。
另一个叔叔天性倔强，不愿忍受责难，常与生产队长顶牛，难免招来队长诅咒和臭骂。悲愤和郁闷忍无可忍，这个叔叔便大着胆子犯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案发后被公安局逮捕法办，遣送到一个石膏矿接受劳动改造。叔叔有文化，新技术接受消化快，改造时间不长便成了矿上的挖掘机操作能手，赢得了管教部门的重用，立功减刑。刑满释放后，矿管委留下他，录用为正式技术工人。不久，老大不小的叔叔还找了一位年轻有文化的姑娘为妻。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样饱尝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屈辱。小时候我就不清楚地主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更搞不清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生在地主这个倒霉的破家。随着年龄增长，加之地主狗崽子时不时遭受嘲笑和谩骂，我才深深感到地主家庭是十分不光彩的。到了上学年龄，每当开校报到时，老师照例要问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将头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师，有气无力地从口中挤出“地主”一词。声音之低，老师几乎听不清楚，甚至要问两三遍我才能将“地主”二字发清楚。每到开学报到时，我是多么希望老师不问我的成分就把“地主”二字写在报到册上啊！可是这点可怜的愿望实现起来实在太难。
最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我爷爷和小奶奶在台上佝偻着身子挨批斗而我们学生在台下坐着受教育的那种不光彩的场面。每当爷爷和小奶奶等分子们佝偻着腰耷拉着头被立在台上挨批斗时，全校学生的眼光几乎全都聚焦在我脸上，顿时我也变得狼狈不堪，脑袋几乎要耷拉到裤裆里，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这样难堪的场面每学年都要经受两三次，久而久之我变得胆小如鼠，几乎不敢和其他同学吵口打架。偶尔与人吵了打了，让老师评理，十有八九是我没理。偶尔不小心出点差错，老师批评时总忘不了要骂一声“地主家的坏蛋”。读三年级时，从上海插队来的一位女知青给我们上音乐课。有一天，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板凳弄得咯吱咯吱响，知青老师气愤地走到我面前，顺手打我两巴掌，并命令我立起来受训。当得知我是地主狗崽子时，她训斥得更凶了，甚至说：“我说你怎么这么捣蛋，原来是个地主娃。”这一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到死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