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林雅丽编译】据《悉尼先驱晨报》澳洲时间5月26日（周六）报导，著有《中国太子党》一书的作者John Garnaut写道，中国的商业运作与“太子党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执政的共产党也无力阻止他们。
当在中国政坛握有大权的曾庆红提出想看看澳大利亚的精髓后，他的外交招待员们首先在布里斯班（Brisbane）的Breakfast Creek大酒店给他送上了几壶啤酒及大号的菲力牛排。他的下一站是悉尼，在那里他参观了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Fox）新闻工作室。一位陪同他的消息人士说，“他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曾庆红被带到Point Piper的Wolseley路上的拉克兰·默多克（Lachlan Murdoch）和萨拉·奥黑尔（Sarah O'Hare）的豪宅，享受了一顿悠闲的晚餐。陪同鲁珀特·默多克的是他的新婚妻子邓文迪。邓文迪为曾庆红作向导和翻译，她的表现率先说服了曾庆红为什么星空卫视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s Star TV）应该进入中国。悉尼一家最好的餐厅也对外歇业一天，以便让它的大厨们能为曾庆红准备海鲜盛会：品尝巨大的绿唇鲍鱼，边吃边欣赏日落之中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美景。
曾庆红明显在享受着这一切，他脱下领带，卷起袖子，在Brekky溪与船夫们说说笑笑，但他对默多克迷人的海港景色印象更为深刻。2008年，就在曾庆红刚达成交易-让习近平出任下一位国家主席及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他的儿子曾伟就支付了3200万美元，在几乎是同一海港的马路斜对面购置了一处带有九辆车库的豪宅。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支付3200万美元，在澳洲买下了这栋百年豪宅。
这座百年豪宅，原来的主人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内部交易商Rene Rivkin。这笔交易一直没有引起外界注意，直到2010年，当时曾伟向沃拉拉理事会（Woollahra Council）申请批准，想要拆掉该豪宅，重建一个更大的。曾伟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议的胜利，来拆建的工人不久就将进场。但曾伟鲜少在这里居住，因为在中国他还有太多的钱要赚。
“他们不在当地，”帮助曾伟打理其悉尼这栋房子的发言人Gavan Slaughter说。他说，曾伟不大可能会回答记者的问题，但他会把记者的提问转给曾伟。曾家绝大多数时间不在澳大利亚，他们在北京有一栋别墅。
随着市场的诱惑变得越来越大，共产党拒绝让其巨大的行政权力或其本身受到任何法律的约束，雄心勃勃的官员们和企业家们发现，如果不迎合太子党们或与党国有铁杆关系的人的口味，很难积累财富，也不可能守住这些财富。他们讨好这些“太子党”-如曾庆红，及他们的子女-如曾伟，他们知道这样能为自己打开大门，那些官员或竞争对手就不敢动到他们的利益。
在曾伟购得该所豪宅四年后，中国的领导人们再次面临困境，他们不能或是不愿控制他们亲属的特权。现在，外媒记者在曝露被整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家族的金融交易。
薄熙来（右）及其儿子薄瓜瓜（左）
虽然试图在恢复毛主义的薄熙来，其官方的薪水大约是每个月1600美元（约1万元人民币），他的儿子（薄瓜瓜）在牛津大学时租住的是总统式的套间，在美国开的是保时捷车。薄熙来的哥哥通过别名，在香港一家国有银行的上市子公司，控制着价值1000万美元（6300万元人民币）的股份。据彭博社的调查发现，薄熙来妻子的两个姐姐手中控制着价值1.26亿美元（约8亿元人民币）的商业利益。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目前正被指控在出现金钱纠纷后，谋杀了薄家的英国朋友尼尔·海伍德。
曾庆红和薄熙来都是生于中国的“红色贵族”家庭，他们对积累个人权力、捍卫共产党政权的兴趣远远大于不断获取个人财富。在当今的中国，即使是过着简单生活、明显属于理想型的领导人们，他们发现很难让自己的家属不涉及特权和“自然”流向他们的慷慨（进贡）。
在政治局九位常委中，至少有六人，其子女已从家族的地位中获取了丰厚的利益。自1989年的天安门惨剧后，中共领导人们没能找到一个办法来限制彼此家族的特权。这个政权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历史
自1986年以来，共产党就没有认真解决过其太子党子女中的腐败问题。属改革派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他曾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他甚至赋予安全机构权力，逮捕了涉及贪污及传播色情录像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据说他向其在解放军中的诸多性伴侣传播色情录像）。很多党内的老人们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也有子女在趟这些混水生意。胡耀邦的一名子女说，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
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尤其是太子党子女们的暴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公愤，进而在胡耀邦逝世后，出现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抗议。胡耀邦的改革派继承者赵紫阳，他回应抗议者们的要求，提出让自己的家庭资产接受调查，但他后来也遭到罢黜并被软禁家中。
当江泽民接过赵紫阳的位置，他从上海飞进北京中央，把这个四分五裂的党又拼接起来。他带来了曾庆红做大管家。
江的使命不再是去限制太子党们分得大杯羹，而是去控制他们的自负、野心和嫉妒，以便从这个小圈子里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曾庆红成为“大红人”，需要特权、职位和建议，都得去找他。
家族
1993年，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曾要一位曾家的朋友安排他的儿子曾伟进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书，因为曾伟无法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据一位熟悉该谈话的消息人士称，身为父亲的曾庆红说：“让他出去，到那里工作，打餐馆，别让他依靠其他人。”曾家的这位朋友在华人社区找到了一位金融赞助商，安排了曾伟的大学录取及住宿事宜。
但25岁的曾伟从未出现过。曾庆红又向这位朋友自豪地解释说，他儿子已经决定与其做一名普通的商人，不如销售人们真正需要的商品，他还给曾庆红运来了一卡车的西瓜以示证明。不论是当父亲的曾庆红还是这位朋友，他们都不知道曾伟没有出现在墨尔本的这一年中，他如何从卖西瓜变为能出手数百万美元赞助活动。该名朋友回忆说，1994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北京队与AC米兰的足球表演赛时，他看到曾伟在一个企业的包厢内。他想向中信的老板王军（Wang Jun音译）介绍曾伟，令他尴尬的是，“王军说，‘我跟他很熟，这场球赛就是曾伟赞助的，是他邀请的AC米兰”。那位朋友回忆说，“他从要留学、到卖西瓜、到做这个。”
1999年，在曾庆红计划他的悉尼之行前，他的儿子已经成为了富豪。在中国上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们，包括许多太子党的孩子们，都在尽力巴结曾伟。
默多克此前就在快速地抓住中国市场的潜力，他的财富将依赖于这些政客。当他听说曾庆红要访问澳大利亚后，他的人就给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员们打电话，直到挖到曾庆红在悉尼行程的一大块时间段。
在Point Piper的豪宅内，默多克带来原住民吉他歌手Jimmy Little做表演，并让艺术顾问Jean Battersby在墙上挂上其最好的澳大利亚作品，由邓文迪任曾庆红的向导和翻译，说服曾庆红星空电视新闻集团将给共产党带来好处。次年，曾庆红则在北京的中国歌剧院热情款待了默多克和邓文迪夫妇。
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默多克不遗余力地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他赞助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的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邓榕的丈夫是中国一家主要军火交易集团的头。以默多克新闻集团为首的一个财团，还让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给江绵恒的一家电信企业注资3.25亿美元（20.5亿元人民币）。在江绵恒的父亲、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让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电信公司1/3的资产转入这家公司后，默多克他们这项投资获得了极度丰厚的回报。默多克还与一名前解放军电台主持人一起创立了凤凰卫视。
2002年，曾庆红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进而成了国家副主席，而他的保护人江泽民则退居二线。雄心勃勃的政客、官员和商人继续竭尽所能的与曾庆红建立关系，并受到他的荫庇。曾庆红在香港的兄弟则大举在商界谋取机会，并帮助香港的商人在大陆摆平关系，疏通关节（曾庆红在香港有一系列的职责范围）。
而曾伟，做的是更大的事。
据曾家的一个朋友和曾伟的一位商业伙伴披露，在1990年代，曾伟成为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毅（Wang Yi音译）的亲密朋友。证监会发现自己可以获得希望在中国新生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企公司的有价值的信息时，这段友谊变得更进一步。证监会也有权批准私营企业的上市申请。
当王毅涉嫌在证券市场有违规行为而被党的调查人员关押时，这段友谊变得不能互惠互利了，后来王毅被以不相关的腐败指控而入狱。
2007年，《财经》杂志的调查记者发现，账面净资产为740亿元（120亿美元）的山东鲁能电力公司，其92%的股份被以37亿元转给了两家不知名的私人公司。当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涉及此事的太子党的身份后，后续的杂志一送到报摊便被回收，编辑们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曾家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和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披露，在这一秘密转移数十亿美元国有资产的事件中，具有最敏感身份的人物就是曾伟。
曾伟也与山西的煤炭大亨们联手。根据商界消息，今年3月，曾伟的一位搭档在海边度假胜地为自己的女儿举办了婚礼，据报道，仅嫁妆就包括六辆法拉利。
此外，曾伟与香港房地产开发商“人和商业”关系密切，人和商业通过搞定军方审批程序，在中国南方将地下防空洞改装成商场赚钱。该公司的总裁戴永革在澳洲和曾伟及曾伟的妻子蒋梅一起开了家公司，随后不久，曾伟买下了Point Piper的豪宅，人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意味着什么
1980年代的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模糊不清，与现在的政治和商业完全合并相比真是微不足道。
一些中国最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警告说，权贵们对财富最大化的要求正在绑架整个社会和经济。
这些警告在商业界也在秘密流传，虽然商人们被短期利润迷住了眼睛，但他们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及财务安全感到越来越不安。
太子党们的私人财富通常都隐蔽得很好，包括他们使用多个身份。但是，他们起到了政治和市场的桥梁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加入或成立了投资公司，把自己作为代理人，夹在私营部门财富流动的大动脉里，或润滑或阻塞资金的流动。当家族政治资本转换成金钱时，股票交易翻倍，然后，金钱还可以再转换成政治权力。国有企业可以把大量的合同给他们青睐的商人，而商人们与他们分享利润来换取法规上的庇护。
在投资银行和私人投资圈子里，最有名的太子党有主管宣传的头子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据与之有接触的中国商界人士们说，其他九常委的孩子都在积极的寻求（商业）机会。他们包括党的统战头子贾庆林的儿子贾建国，党的反贪头子、前组织部长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石油沙皇和安全头子周永康的儿子周斌。
所有六个太子党的商业运作与他们父亲或岳父的职权范围息息相关。
当局的审查大军和宣传机构确保了太子党们的这些私下交易从来不会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不过，即使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承认公众的不满日益增加，就像薄熙来被整肃后他们报道的那样，新华社在4月14日的报道中说：“一些干部的配偶和子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无视法律，从而引起了公众哗然。”
党的领导人们利用着社会主义理想，来作为自己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而让自己的子女们赚取巨额收入。这不仅仅让自己疏离了普通民众，也让太子党们自己从内部分裂。很多革命领导人的后代拒绝“太子党”这样的名称，因为它代有贵族的内涵，他们把自己与上述提到的那些“纯官僚”的孩子们区分开来。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曾庆红家和他的保护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开启了现代太子党大规模从商的先河。
这两个人也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花了最多力气的人，默多克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卫星电视帝国。默多克巨大的游说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他退出了（中国）市场。
曾庆红访问默多克的Point Piper大厦似乎让曾伟下决心到澳大利亚从商。曾伟希望他的两个孩子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像他的父亲曾庆红希望的那样-远离中国政治和商业白热化的风险。监管审查也让曾家想到海外找到一个避难所，以备不时之需，但中共在过去25年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它还没有胆量动那些太子党。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