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中学生，6000元。
凭借“高价”，四川宜宾国税局某分局局长卢玉敏占有了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女孩。
三个月后，东窗事发。他被开除公职，踉跄入狱。
他并非孤例。贵州习水、浙江丽水、四川宜宾、陕西略阳……全国嫖宿幼女事件中，屡屡出现官员身影。
最新案例发生在几天前的浙江永康，市人大代表涉案。
同日，媒体报道，河南永城一官员涉嫌强奸十余名少女。他和一些在校生达成协议，后者负责介绍女孩，他付中介费。
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群体，在“援助交际”中的角色正日益吃重。未晓人事的女学生，成为官员的性特供品。
是“嫖宿幼女”还是“奸淫幼女”，在法律上争议不绝。法学界担心前者成为公权者借机减罪的法律软肋。由此，我们呼吁在法律上切实建立少女保护机制。
同时，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内地援交少女群体，了解其真实生态，寻找疗救之道。
隐秘调查——援交像毒瘾般难以摆脱
“援交少女”——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隐秘群体。
穿上校服，她们是稚气未脱的孩子；扑上粉彩，她们变成陌生男人怀中的性伴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她们游走在校园与成人世界之间，在城市的白天和夜幕中转换角色。
2012年5月28日，浙江永康警方向媒体证实，多名犯罪嫌疑人相互寻找在校生及卖淫女，以不同价格在社会上寻找嫖客，从中获利。
同日，另一条新闻传出：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他还和一些在校生达成协议，他出钱，后者负责介绍女孩。
已在学生群体中蔓延的援助交际现象，再次刺痛社会神经。而这一现象，近年来在贵州习水、浙江丽水、四川宜宾、陕西略阳……屡屡出现。
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单纯的女孩，选择游走在“天使”与“魔鬼”的边缘？
徘徊在天使与魔鬼之间
凌晨，父母已经熟睡。重庆女孩小芭爬出被窝，化上淡妆，偷偷溜出家门。大约一小时后，这个17岁的女孩出现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几百元钱。之后，她奔向网吧，疯狂地打起了游戏，直到早晨6点父母醒来前溜回家。然后起床，上学。
这个17岁的高中女生有着双重身份：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怀里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让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是伪装，哪个才是真实。
在中国的校园里，有着诸多与小芭同样角色的女生。在百度以"援交"为关键词搜索，会出现约940万个相关网页。如果你住在高档公寓，门缝里肯定不会鲜见类似“清纯学生妹上门服务”的小卡片，北京警方甚至为此进行过“严打”。而2011年11月初，上海检方披露过一起涉及20多名女中学生的“集体援助交际案”，她们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这是一个隐藏在象牙塔里的灰色群体，‘天使’与‘魔鬼’在她们身上纠缠。”有媒体评论。
2010年1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童小军和她的学生们，曾与这个特殊群体有过一次深度接触。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关于“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的调研。“从表面上看，她们和普通的学生没有区别。”童小军说，"这也是‘援交’的隐蔽性——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最终研究团队找到16名“援交女”（17岁-20岁，其中14个是中学生）深入访谈，写成《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报告》。此前，对“援助交际”的研究，在大陆几近空白。
访谈中，童小军发现，金钱是她们选择堕落的唯一目的。
“同学们笑话我穷，最后我就去做了援交。”家在山区的援交女生小美说。参与访谈的16个女生中，有9人是因为家境困难，有人甚至要卖身还债。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5人家境不错，援交是因为零用钱始终"不够花"。“许多援交少女家庭经济相当优裕，只是父母忙于工作，忽略了她们的成长。”曾拍摄少女援交纪录片《冲破迷惘》的著名导演吴秀清指出。因此，亲子和家庭问题对于少女援交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童小军调查的16名少女中，至少5人表示自己缺乏家庭的关爱：父母经常吵架闹离婚；父母重男轻女；从小吃父母棍棒，和家里关系不好……一个少女拿到第一次援交的600元钱后，用它为自己组织了一次生日PARTY。而她的父亲因杀人被枪毙，母亲常年在外打工。
承办过“上海少女集体卖淫案”的闸北检察院检察官韩孔林也发现，涉案学生中1人父母离异，1人为领养子女，4人的母亲为“外来媳”，还有3人的父母对她们经常谩骂或过分溺爱。
“监护人和子女缺乏沟通，过分溺爱或者粗暴对待，导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误入歧途。”他说。
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去为女孩子们的不正当行为设置障碍，援助交际现象还会不断发生。
援交者身世调查
18岁的乃婷生自一个小康之家，父母有着自己的生意，每个星期会给她近1000元钱。但对于乃婷而言，iPhone手机、新款的靴子，以及飘香的火锅始终诱惑着她。她需要更多钱。
她至今记得她的第一次“下水”。父母出差前给她留下的钱，两三天就被挥霍一空。她向朋友求助，一位朋友答应帮帮她，介绍她做了第一次援交。
“在之后的每个月，我从父母那拿到四五千块钱，然后自己再挣个两三千，有了钱就去买衣服、住酒店、换最新款的手机……乃婷说“有时候钱不够，就打电话给喜欢我的客人要。”
像大多数援交少女一样，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挺叛逆的孩子”，否则也不会走上这条道路。她也会显示出女孩子的柔弱——提到前男友，她的泪水跌落在白色毛衣上。然而，这个女孩又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惜的，“我已经没有救了”。
戴上面具的时候，这个18岁女孩还会给外人留下一副“大姐大”的模样。在她做“援交妹”没过多久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新认识的女孩也因为缺钱找到她。她用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口吻，答应对方"帮帮你"——同样是介绍对方进入了援助交际的圈子。
“援交”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撒在学生的交际圈里，不停地拉年轻的女孩们下水。在调研团队接触的16名援交少女中，包括乃婷在内的14名女孩都表示，自己是经过朋友、网友的介绍“入了行”。
“孩子一到青春期，心理特征首先是‘闭锁性’。他们不理父母，遇到麻烦喜欢和同伴交流。相互介绍‘援交’，就变得非常容易。”《中国中学生报》高级编辑吴若梅称。她有着长期主持学生情感专栏和广播节目的经历。
并非所有女孩都是自愿出卖身体。被访谈的16名援交少女中，有两人更让研究团队担心——她们是受到欺骗和逼迫后，开始了第一次援交。
小琪的“下水”，就是因为她的男友。16岁时，她交往了一个很帅的男孩。内心受到猛烈撞击，“所有的防备都揉碎在他温柔的眼波里。”她说。两人的生活平淡，小琪却觉得开心，“虽然艰苦，但是只要在一起会很幸福”。
突然有一天，男孩说他有办法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就是做‘这个’。女孩开始不肯，男孩一直劝导。“他就说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就自己做生意，开个服装店什么的。我们建一个温馨的小家，生活得很平凡但会很幸福。我就答应了。”小琪向童小军的研究团队回忆。
后来，她常常会被关在房间里，然后看着陌生男人走进来，脱掉她的衣服。
“男朋友说（挣的）钱都存在他那边，以后都是我们的。我一直都做，但钱都是他收，我一分钱都不拿。”但她最后才发觉，自己成了男孩的赚钱工具。
另有调查表明，一些有组织的团伙也开始介入援助交际，甚至在背后操控女孩。最近披露的浙江永康嫖宿女生案就是一个典型。
她们的第一次
对于女孩们来说，第一次援助交际的情景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研究团队发现，那一次之后，几乎所有女孩都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与自责。“收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角色变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一位女孩说。
当时还是处女的斯斯回忆，她见到那个“男客户”便开始心跳加速，紧张得都快晕了过去。素昧平生的男人问她，干嘛这么紧张。那个夜晚让这个大专女生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后来她告诉研究团队，那感觉只有一个字——“痛”。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从毛发到骨髓，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处女”，正是援交女生，尤其是幼女，对有传统观念的中国男性最大的诱惑。
女学生并不太贵。斯斯的第一次，换来的是2000元。但对于这个每月生活费只有几百元的女孩来说，那已是一笔巨款。尽管不知道以后怎么去面对男朋友,她还是决定继续做下去，此后的"客户"虽然没有这么慷慨，却也足够应付日常开销。
“之后，开始一点一点地麻木了。做完就做完了，然后就努力不去想它了。”斯斯说。但这种痛楚还会时常跳出来，她像一个做错了事儿的小孩，竭力不让周围的人发现这件事。她给了自己一个底线：一个月最多做4次。
通常，少女们的“客户”大都是三十多岁的男人——"客户"是她们给这些人的固定称谓。男人们大多来自外地，各行各业都有，还包括警察和律师。“她们比较干净。”贵州习水幼女嫖宿案案发后，一位当地包工头告诉暗访记者。他曾用女学生款待客户。
干净之外，与找纯粹的性工作者“发泄”不同，女学生代表着智慧、知识和头脑。征服女学生，就象征着征服了知识，象征着自己拥有权力——知识成为了女性新的卖点。
而且，对于客户而言，这种交易不像单纯的性交易那样赤裸裸，在付出金钱之余，还可以从女学生身上获得一些感情安慰。
但多数女孩只愿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
“总有男人向我提出保持长期关系，却被我拒绝了。”斯斯说，“我觉得做这个事情认识的人，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于自己的"工作"，斯斯觉得不能与"卖淫"画上等号。毕竟，自己从事"性交易"的频率与职业的性工作者无法比拟。大多数接受访谈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想法，但也有6人觉得自己与“小姐”没什么不同，“找了一个也是，找了两个还是一样的”。
也不是所有援交者都会与“客户”进行性交易。高三学生舞舞是个特例。她只陪“客人”吃饭，饭后对方给她几十块钱“车费”。“他们年龄太大，交流起来有困难，和他们交往是情非得已。”
但这并不表示，援助交际不会在某一天将这个娇滴滴的高三女孩拉入深渊。
舞舞承认：如果有一天自己走投无路，也许也会迈出那一步。“但要看对方的相貌，否则会很不舒服。”
伤害，生理上和心理上
女孩们的“客户”大多来源于“公司”，"公司"会从援交的费用里提成——一般是对半分。也有些女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直接与“客户”联系。不过，一旦女孩私自与“客户”交易，“公司”便不会对女孩的安全负责——援交女生被"客户“抢劫的情况时有发生。”做这一行的，别人觉得你肯定会很有钱，不抢你才怪。"一位女孩说。
在一次次"接客户"的过程中，小芭学会了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可以找到对方”。
援助交际对于女孩们的威胁不只是被抢劫——她们每一次交易，身体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直到朋友的一次意外怀孕，才让小琪真正害怕了。朋友告诉小琪：“有那个了。”当时，懵懂的小琪还在一直追问"有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有了孩子。
朋友管小琪借了200块钱，但却没有选择去打胎，而是自己买了打胎药——两颗、白色，“吃了肚子痛”。小琪在外面看着，“一口一口，好苦啊，好狠啊”。
这一幕让她不敢再继续将“援助交际”做下去。但很快，另一个朋友给了她几只避孕套，并告诉她：“把那个东西放在那个上面，永远都不会怀孕。”
但有时候，现实会让这些女孩身不由己。斯斯就遇到过两个不管她怎么说就是不肯戴避孕套的人，她拗不过，只得顺从。不过每当她想到那两次就十分后怕，“万一染病或者怀孕，这辈子就给毁了”。于是，她只能祈求老天保佑，然后在每次交易后，赶紧跑去买洗液清洁下体甚至跑到医院输液。
在深入分析援交行为后，童小军告诉记者，援助交际本质上是一种性别商品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
“在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仍然由男性主宰，男性占有更多的资源优势，是女性身体、性、精神的消费者。社会默许和承认了这种性别间的消费与被消费。”她说。
令研究团队最担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女孩们心理上受到的伤害。
和大多数女孩一样，为了骗过家人，17岁的小轩最反感在交易的过程中，有陌生男人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家住在哪里。她一般不予理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后就不再联系了”。
每一次，她都习惯性地闭着眼睛，让自己逃避那些画面。甚至有一次，一个男人责怪她“跟死人没什么区别”。这让她感到委屈。
当与研究团队再提起此事，一直试图摆出一副无所谓样子的小轩情绪变得激动，并试图将自己的目光从访谈员身上移开。这个柔弱的女孩总是觉得，未来，自己的丈夫也会如那些陌生男人一样寻花问柳：“现在的男人，反正没一个好的。”
这种想法在援交女孩的群体中十分普遍。研究团队发现，16位接受访谈的女孩对异性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人开始觉得异性根本不可靠，甚至有些女孩对异性产生了厌烦情绪，对于婚姻也失去了憧憬。
19岁的小可则发现，自己的话开始变得越来越少。有些时候她很想找人倾诉，但面对同学却觉得开不了口，“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诉一下苦，我感觉是受苦”。
除了介绍自己援交的朋友，这些女孩几乎不会告诉同学、朋友自己从事援助交际，家人面前就更不敢提及。私下里，她们喜欢用“兼职”来称呼“援助交际”，似乎这样描述，能让她们好接受一些。
换掉电话，一了百了？
“在调查中，女孩们百分之百都告诉我‘毕业了就不做了’。”此次调查的课题组长童小军说。但这位副教授仍无法放心，这些女孩能否真的走出这段经历。
在受访的16位援交女学生中，有8名学生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表示挣够钱就收手不做；有5名学生表示，只要毕业就找份正经工作。
“等上完学了就不会接着做这个事情了，未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比如在办公室里面做文员。然后再找一个男朋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小可表示，“感觉做这个事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现在还不想去交男朋友，等这些事情不做了再说。”另外的3名高中生，则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收手——她们只是每次拿到钱就买零食和去网吧，挥霍一空。
小芭就是个极端的案例。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做一两次“援交”，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难以摆脱。有时她也会告诫自己：“这是最”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我只要想做一件事没人拦得住我。”她告诉记者。
对于这个17岁的女孩来说，抹去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
援交何时进入中国大陆
援交起源：日本，1940年代
当时的援交是针对战后贫苦女性和寡妇，只要她们愿意交往，男方就会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它是经济困难时期的一种独特的两性交往模式，强调男性对贫困女性交往对象提供经济帮助。
发展：日本，1990年代初
1990年代，日本经济不景气。而一部分年轻女性在这个时期，于追求物欲、获得名牌的过程中，发现不能依靠男人，得依靠自己赚钱；而最快且轻松的赚钱方法就是性的买卖。
传播：台湾、香港，20世纪末
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
2004年，台湾“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主办了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与防治对策研讨会，针对台湾令家长及老师倍感头痛的“援助交际”问题展开讨论。
2009年，在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对香港20所学校的近三千名中学生进行的“中学生对援交的认知及价值观”的问卷调查中，有137人承认自己曾参与过援交活动，而其中近半来自名牌学校。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以问卷形式访问了586名年龄介乎12至20岁的青少年。结果发现，34%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做援交，包括3名年仅11岁的受访者。
扩散：中国大陆，21世纪
2005年6月7日，辽沈晚报记者在北国网上“援助交际”首次出现在大陆公众视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