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热播的《知青》中那虚假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让我情不自禁想起在兵团亲耳听当事人讲述的一件事，这也是改变我对兵团看法的第二件事。
那是去兵团的第二年的麦收之后，再怎么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求自己，也终于抗不过疾病对我的袭击。我的关节炎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持续低烧，浑身关节疼痛，特别是心脏难受，连卫生员叫我一定得去团部医院检查。结果一查血沉在118（正常值是十几），两个医生围住我，问这问那，并坚决命令我住院。就这样我住进了团部医院。
我所在的病房连我6个病人，一个牛皮癣，三个阑尾炎、还有一个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病，三个阑尾炎只要一拆线就走人，立马又来个阑尾炎，阑尾炎当时是医院最多的病人。那个得牛皮癣的是哈尔滨知青，看上去非常健康，那个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是上海知青非常虚弱，脸色很苍白，加上我仨人是老病号。当时我非常奇怪，怎么还有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的，后来在我不停的追问下，并在避开那个嘻嘻哈哈的哈尔滨知青的情况下，我在这位上海知青断断续续的讲叙中知道了发生在这位知青身上可怕和辛酸的一件事。
她是68年去兵团的第一批上海知青，是66届高中毕业生。她原是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又是团支书，后是学校红卫兵头头，68年是去兵团上海知青的带队人，去兵团不久就入了党。当时兵团不许恋爱，但她在来兵团前已经与上海家的隔壁邻居，一位已经参加工作的男青年有了恋爱关系，并且在离开上海奔赴边疆的前一夜有了性接触，回到连队四、五个月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开始她瞒着，但这不是其他病可以瞒的，怀孕是要肚子大起来的。终于瞒不住了，她向连队指导员“交代”（因为这是属于羞于启齿的资产阶级行为）了自己的“罪行”。这可是砸开锅的事。全连立马开批判会，所有知青都对她声色俱厉地声讨，当然包括上海知青，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她被开除党籍，成了“伪君子”，从上海知青的先进代表一夜之间成了上海知青的耻辱，她被不容许住在原来的班队宿舍，单独住进了一间连队放工具的仓库。再也没有知青愿意与她有接触，更不要说和她说话。只有上海的男朋友是她的唯一安慰，她和他都瞒着双方的家庭父母。她说当时她无地自容，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男朋友的书信。在她临产前她一直在和大家一起劳动，只是劳动时大家都离她远远的，好像她是臭狗屎。生孩子那天是晚上，她忍着疼痛生着了炉子，外面大雪纷飞，当羊水流出来后，她说她开始大叫“谁来帮帮我——”她说她其实知道不可能有人会来帮她的，但她还是又哭又喊“来人啊，帮帮我——”后来孩子出来了，她说又害怕又好奇，虽然她还是又哭又喊，但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接生了，她用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剪刀剪掉了孩子的脐带（我当时听到这里感到毛骨悚然）……。孩子出生后她只喝了一碗热开水，一直躺着直到第二天，有一位老职工家属来看她（我当时想这个老职工怎么知道她生下孩子了？现在分析她生孩子时的发出的求助声，屋外其他人是听见的，但没有人去帮助她），看到是一个男孩子，非常高兴，当即就要收养这个孩子，于是给她拿来了两棵圆白菜、面粉和玉米粉，这以后就再也没拿东西来看她，不知是谁有一次给她往地上扔了几棵圆白菜就走了。好在上海的男朋友给她寄来了包裹，有糖和一些鱼、肉罐头。月子里她自己去老职工家拿柴火生炉子烧点吃的。工具仓库太大，小小的炉子烧不热房间，房间非常冷（北大荒的冬天夜里都是零下40多度的。记得一次零下48度我们照样做夜班脱粒大豆），她和孩子蜷缩在被子里，她说自己想哭，但哭不出来。他的上海男朋友坚决不同意把孩子送掉，但她还是决定把孩子送给了要********的那个老职工。孩子满月那天这个老职工就把孩子抱走了，并且不许她以后去看孩子。她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饿一天，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做吃的。只有必须往炉子里添柴火时她才勉强起身，因为炉子不能灭，房间太冷了，水都结冰的。她说自己月子里一直在发烧。现在的病大概就是月子里烙下的。但她又说不清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是医生要求她住院的。
我问她，她的男朋友来兵团看过她吗？她说他是想来看她，但被她拒绝了，因为她在这里因为这件事名声太不好了。我清楚地记得，说到这里她突然沉默了好久，眼睛呆滞地看着窗外。我当时虚岁18岁，还根本不懂这样失去孩子做母亲的感觉，也不懂男朋友在这样一个凄苦女人心中的地位和无法见心爱之人的痛苦。当时我只是感觉这样一个说话轻声嚅嚅，身体消瘦虚弱，脸色苍白眼无神采的人当年可曾经是红卫兵和知青中叱咤风云的人，真是不可思议。还有，“是什么把这样一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并理想着指点江山，渴望大有作为的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所有人都远离她？”问题逐渐形成，但没有答案，一切答案在当时我的心中是迷茫的，是遥远的，但人性中的悲悯之情从此在逐渐吞噬着我的狂热的革命激情，我那被渴望冲向巴士底监狱“解放全人类”的狂妄而培育的理想大厦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危机，只是我当时不清晰自己灵魂的变化而已。
但恶梦总有被清醒意识到的一天……特别是以后我也当了母亲，我深深地感到了这位上海女知青在兵团极左意识形态主宰历史时遭受的悲惨境遇是对一个纯真灵魂怎样肆无忌惮的摧残，它无疑将使我终身难忘和懂得了：当人性在邪恶政治意识形态中被刻意泯灭时，太多所谓人是完全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禽兽的。
所以我无法理解《知青》这部以文革作为历史大背景的作品，何以没有极左泯灭人性的历史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