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个交通堵塞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来说，建造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不会出现交通堵塞。但问题是同样也没有几辆车从桥上通过。
这座位于东部港口城市青岛的跨海大桥一年前通车，轨迹宛如跨越海湾的一道宽阔的弧形，一端是繁华的城市中心，另一端则是远离写字楼和居民区（大桥本是为这些区域服务的）的农田。
该桥共有六车道，长达42.5公里，足够横跨整个英吉利海峡还绰绰有余。由此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经济问题：中国的规模型经济增长是否已经走上了没有任何目的地的“绝路桥”(bridge to nowhere)？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正将资金浪费在效率低下的投资项目上。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很多官员和投资者都相信，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显著提升资本存量——如道路、机场、厂房以及住宅区——以赶上发达经济体。
这种乐观看法目前正在受到考验。担忧情绪的焦点并非中国用尽了优质投资机会，而是中国已经进行了过多劣质投资，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因此必须以经济急剧衰退的形式付出代价。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表示：“一国确实有可能超越自身、凭借过度投资取得发展。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九年超过40%，世界其他国家尚无此类先例。扭转这种过度投资趋势非常困难。”
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通过遏制投资增速扭转过去十年的过度投资趋势。调控效果已经显现在最新GDP数据中，上周五中国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GDP增速放缓至7.6%，为2009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内政策是使GDP增速下降的最大因素。受政府对失控的房地产投资踩刹车影响，建筑业景气度下降。
很多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在脆弱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不温不火的经济增长也许看似不受欢迎，但另一种情境更令人担忧。如果中央政府现在不引导经济增速温和放缓，未来几年随着劣质投资项目持续积累而导致经济崩盘的可能性将显著扩大。
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简称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平衡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不应仅关注短期内的经济增速放缓。”
但即使目前中国经济只是温和下行——7.6%的GDP增速仍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传遍了中国各地。建筑企业的亏损不断扩大，股票市场持续疲软，很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当前的楼市调控政策均发表了反对意见。
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冷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今年离任。他于2007年首次指出中国经济处在一条“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虽然此后他并未就此采取有力措施。2009至2010年间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5850亿美元）刺激计划使问题进一步加剧。目前官方媒体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经济不会重走老路。新华社在5月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
但政策手段的强硬程度或较有限。主要领导人不希望经济增速猛然下降，因其将导致失业问题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今年中国政府面临每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因此格外注意将各种问题最小化。
因此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随着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走势疲弱，中央政府小心翼翼地转向了“促增长”战略。中国央行已降息两次，鼓励银行增加放贷，特别是对小型企业的贷款，并推出补贴政策促进消费者支出。
分析师指出，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处理此次政策方向调整。如果政策刺激力度过大，投资规模将再次大幅增加，未来中国将出现更多的无人居民区、闲置的工业园区以及“绝路桥”。今年的经济复苏将以未来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为代价。
彭文生指出：“最坏的情境是在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放开对房地产领域的调控措施。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加剧经济不平衡。”
中国南部毗邻澳门的珠海市是最新一个试图突破中央对房地产行业限制政策的城市。上周末有消息称，珠海将取消中央政府为使房地产市场降温而采取的最严厉措施——限购一套房政策。和其他有过类似举措的城市一样，珠海新政迅速被中央叫停，最终被迫放弃。
虽然中央领导人严控房地产的决心使很多人感到惊讶，但仍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并未摆脱对投资拉动经济的痴迷。这从温家宝总理上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可见一斑。温家宝在讲话中表达了他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并指示政府要把下半年工作的重心放到支持经济增长上来。他指出：“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温家宝的讲话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中央政府已做好准备再次发动投资引擎，大型资本支出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获准启动，政府还将动用国有银行向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温家宝强调政府将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但除此之外，任何“具备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改善民生”的事物都将得到政府鼓励。
中国政府一直在谈要控制投资、鼓励消费，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然而实际上，去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历史高位——49%，这个数字在1990年约为32%。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数字也仅达到40%。
“每当需要刺激经济时，最常用的手段仍然是以投资为导向。”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北京经济学家、现供职于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位于香港的智库机构）的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这种模式带有惯性，只有拿出非常大胆的改革措施，才有可能令这种模式出现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但这些都不是真正非常重大的举措。”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明显仍然需要增加投资。英国银行汇丰(HSBC)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工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8%，增加投资的空间巨大。任何人只要去中国各地走走，就会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从北方的沈阳到南方的广州，中国许多城市都在无序扩张，城市道路拥堵，地铁不够用。
但中国在追赶的过程中显得过于着急了。拉迪说，尽管其资本存量理应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但这个过程不应在一夜间完成，而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中国目前的资本存量，有近三分之二是在2003年以后积累的。简而言之，中国建设得太多，也太快。
在青岛，官员们私下里承认，建造这座世界最长桥梁是个错误。建这座桥是青岛党委一位领导的提议，之后这位领导就因腐败问题“下课”。青岛跨海大桥连接的是青岛中心城区与郊区。除这座大桥以外，跨海交通通道还有一条海底隧道、几条轮渡路线和一条沿着海岸线建设的高速公路。大桥设计的日通车量为3万辆，但一家与政府有关系的建筑企业的一名高管表示，目前日通车量仅1万辆。
比较可喜的是，一些高层官员如今已准备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被视为最坚定的改革派之一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月在一个金融会议上，措辞严厉地指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基础设施本来是我们的瓶颈，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一些通道和线路注定会闲置。”
在房地产领域，浪费现象更加严重。房地产施工速度快，但工程质量低劣，即便在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也是如此。郭树清说：“现在的房子平均六、七年就要重新建一次。”
持这种看法的不只郭树清一人。今年高层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论调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温家宝在2月份的时候说：“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为了引导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中国政府进行了多管齐下的努力，这些改革措施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廉价资金是导致投资过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央行已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纠正，方法是增加市场力量对利率和汇率的作用。同时，监管机构命令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减少对国企的贷款，努力引导资金流向更具生产性的领域。财政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目的在于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的依赖，这种依赖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促成新的投资项目。
这些改革目前正在推行之中，而几个月后预计习近平将就任国家主席，由此看来，下一代领导人应该是支持改革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改革最多算得上小修小补，而不是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这一届领导人和他们的继任者都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持谨慎态度——除非现行体制真的不行了，不然为什么要改变？
香港咨询公司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的创始人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人们寄望新一代领导集体挑起改革的重任，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随着经济日趋成熟，改革的难度更大了。”
一名政府顾问表示，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5年前我们很难说服官员相信过度投资是个隐患。这名要求隐去姓名的顾问说：“如今他们都同意这一点。不过，推行必要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温家宝讲话的重心也开始由推行结构改革转向促进投资，中国目前面临再次走上老路的危险——这条老路，就是几个月前温家宝所说的“死路”。
我们很难抵挡短期内保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诱惑，哪怕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总有一天要栽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