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中国的出路》之六十三
最近北京等地的暴雨成灾，引起了一段对往事的回忆。1975年河南驻马店的板桥水库决堤，造成了二十四万人死亡。被美国权威的电视频道《历史》频道，列为世界第一大的，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当然了，这里指的是事故性的灾难，像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大饥荒这种政策性灾难，没有算在内。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纪登奎的儿子揭露，板桥水库的灾难是由于邓小平在打牌不接电话，延误了采取措施的时间，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性的原因。由于某个人在夜间进行娱乐活动，就造成了死亡几十万损失上百亿的灾难。这个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确实是事实。
本来人们在夜间从事娱乐活动很正常，但是一个基层的水库是否需要采取避免灾难的措施，却需要最高层的决策。这就不正常了。这不是政治决策的问题，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当时的水库水位已经涨到了危险高度，天上还在下着大雨，可是放水就意味着将来发电的收入减少，意味着将来抗旱的水量减少。等等等等的损失必须要有人来决策，来负责。基层领导无权负责，省城的领导无权负责，甚至副总理一级的李先念，纪登奎也不能负责。必须要大权独揽的邓小平说了算。这是一个体制的原因，不是技术性的原因。
当时邓小平的女儿回复李先念电话的理由是：首长正在打牌，绝对不能接电话。但是打牌就不能接电话吗？这个理由没人相信。如果人们注意到当时正在进行着剧烈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就可以知道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导致水灾变得不那么重要。
可以理解，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中国的政治前途，大家的身家地位确实比老百姓的生命更重要。邓小平下台的理由很多，没有一条和损失了二十四万老百姓的生命相关。官场的争权夺利和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上百亿的财产损失无关。这在共产党国家是正常现象，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这不是体制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民主国家的官场也有争权夺利，而且激烈的程度一点都不比党国体制更差，但是标准不同。民主国家争权夺利的标准是建立在老百姓说了算的基础上。官员们要看老百姓的眼色，要对老百姓负责，否则老百姓有合法的不可动摇的程序推翻你的统治。尼克松当总统时一样霸气十足；被赶下台后灰溜溜的连住宅区的居民都不欢迎他。这是民主体制给官员们的教训。没有人像邓小平那样敢把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当一回事儿。
可是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体制下，人民的生命财产的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站错了队，是否违背了最高领袖的想法。这些才是邓小平和其他官员下台的真实原因。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官员们不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当作一回事。不是他们想错了，而是这个体制就是错的。
民主的体制引导官员们必须把老百姓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一样来关心。专制的体制引导官员们把揣摩上级的想法和偏好当作自己利益一样来关心。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是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原则的区别；也是老百姓命运的根本区别。
前几年的美国新奥尔良水灾也是天灾，在救灾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总统一级开始，积极投入救灾还要时刻向老百姓道歉。只因为救灾工作不能十全十美，不得不求得人民的谅解，延误救灾的官员立刻下台没商量。从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人民的看法是第一重要的，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
最近的天津大火和北京水灾就不一样了。隐瞒灾情；救灾不力等等情况都指向了一个原则：维稳以便满足上级的需要和观感。人民的生命财产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人民的愤怒以及指责也无所谓。这就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了，这是由体制决定的思维方式和利益权衡的问题。
板桥水灾是在个人独裁的毛泽东时代。有人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由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决策的集体领导时代了。可是我们看到各级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人民的生命财产比不上领导的看法更重要；仍然是长官意志高于人民的意志。官员们是否下台仍然不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在人民的愤怒声讨之下，有人下台有人不下台还要升官的原因，仍然还只取决于上级的看法。所以这个体制仍然是专制的体制。
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几千个人在一起讨论全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古已有之，这还不是民主体制。民主体制的关键或者说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所有讨论或者执政的人，都不得不把人民的意志，作为他们个人利益和意志的前提和标准。
中国的老百姓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嘴上说说为人民服务等等漂亮话，这是每一个骗子都可以做到的。真正惧怕人民的看法，不得不把人民的看法作为最高标准。这是被迫的。我在观察台湾民主前后时，发现了官员们私下里这种态度的变化。所以。民主不是等待或者敦促官员们自觉成为包公，而是建立制度迫使官员们不敢不成为包公。
这个制度才是民主。除此以外的所有花里胡哨的所谓政治改革，都是骗局。即使很高明如重庆模式也还是骗局，和民主无关。
